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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1980698
[ISBN-13碼] 9789578018853
[ISBN] 9578018851
[作者] 林保華
[出版社] 前衛
[出版日期] 2019/08/01
[內容簡介] (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標題或內容簡介是否有標示, 請都以『沒有附件、沒有贈品』為參考。)
生涯遍及五國的資深評論員，
走過八十一個春夏秋冬的回憶錄。
書寫「心史」與「跡史」
何謂「賣國」與「愛國」
如何「順民」變「刁民」
印尼成長、中國學習、香港就業、美國短居、台灣入籍
歷經東亞政治局勢動盪時刻，原鄉與異鄉間的輾轉奔波
身分認同與人生價值的抉擇，書寫七十餘載的壯闊漂盪
本書雖以「心史」為主，也不乏「跡史」，即可作自傳來看，也可作歷史來讀。由於作者生涯遍及印尼、香港、中國、美國到最後定根台灣，而且敢言人之不敢言，內容豐富多彩自不待言。
作者披露了他的「雜種」身份，還是皇親國戚的「賣國」世家；「賣國」表達他具體化中國歷史的若干背景，「雜種」更是對傳統中國史觀的顛覆。
這是一本作者由共產黨的「順民」轉變為「刁民」的歷史見證；從史的誤會走向歷史的必然。不但有上當受騙的經歷，也有覺醒反思的過程，更有追尋光明的勇氣與行動。
在面對全球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大對決的關鍵時刻，作者對其一生平實的敘述與敏銳的觀察，有其可貴的價值。
【專文推薦】
李劼（作家、留美文化思想學者）
謝志偉（台灣駐德代表、東吳大學教授）
程翔（資深媒體人，前香港《文匯報》副總編、新加坡《海峽時報》特派員）
林保華
1938年出生於中國重慶，兩個月大隨父母移居印尼梭羅，在那裡接受華語小學教育，開始接觸左傾思想；1949年移居首都雅加達在中共控制的華語中學就讀，1955年回中國。1960年畢業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被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1964年被調到化工局半工半讀技術學校，文革期間下放車間勞動，1976年離開中國到香港定居。在香港長期從事時政評論，先後擔任中報、信報編輯，1986年在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擔任張五常教授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助理研究員。1997年移民美國，在美國繼續評論時政，並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2006年移居台灣，繼續時評工作，並且與台籍妻子楊月清共同創辦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與台灣維吾爾之友會擔任創會理事長，並任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與台灣智庫諮詢委員、亞洲公共文化協會理事。
自序／林保華寫一本回憶錄，是我一九九七年離開香港再度流亡時就有的想法了。因為我深感我們僑生這一代的「東方猶太人」命運，不希望我的下一代與我一樣受共產黨欺騙，醒悟時一回頭已是後半生。我無法在香港召喚香港獨立擺脫所謂的「回歸」，但是有自己宣佈個人獨立而不受共產黨再次統治的可能。於是去了自由民主的美國。感嘆自己的人生與我們這一代的命運，在寫這些「跡史」與「心史」時得到余英時教授的鼓勵，更加強了我要寫一本完整回憶錄的決心。為了防止記憶力衰退，我開始將自己重要的人生片段在雜誌與網路媒體逐步寫出，未來即可串成一線；如若突然離開人世，也可以留下人生的片段記錄。其後不甘中共越來越為所欲為而來到台灣，認同我的新祖國，與台灣民眾在第一線對抗親共勢力，捍衛台灣的主權獨立，因此更多的時間放在現實的戰鬥上。然而我也不會忘記過去哺育過我的山水與民眾。在太陽花運動前夕，認識了旅居美西的一位台僑，他看過我的一小段回憶文章，鼓勵我整個寫出來。我也答應在一年內寫出，趕上二○一六年的台灣大選。然而到了真正下手的時候，才知道事情並不簡單。一是台灣的政情多變，我無法什麼都不顧埋頭寫書，更重要的是，有些史料要詳細查證，還有一些新資料的出現，有些認識也在不斷變化，中間還不小心毀了我一部分文章讓我痛苦到一度停手，以致到去年八十大壽時還無法完成。在努力寫作時還不斷做夢，逝去的家人與往日的朋友在夢中湧現，讓我體驗精神世界的靈異與完成回憶錄的決心。由於離開中國時是孑然一身，幾乎沒有帶任何東西，後來又是幾次大搬家，所以早年的照片，沒有好好整理過，爸媽的遺物也是下一輩在保管，最後尋找照片動員各地家人親戚，最後我在北京讀書時候的照片還是一張也沒有找到，實在是很大的遺憾。因為擔心篇幅過大，所以有些事情從略從簡，細節只能從過去或以後我的其他文章中去進一步了解。也因為記憶關係，有些事情、人名都會有不準確乃至錯漏之處。希望當事人與知情人可以補正，使歷史更加準確與完備。定居台灣後最特別的收穫是認識了史明前輩這位特別人物，有時我稱他為學長，不但他是我當年晉身「左翼」的前輩，培訓過他的華北聯合大學還是我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前身的一部分。他的知行合一，他的意志力與行動力，他的清晰頭腦，他的道德高地，對我都是鞭策。完成了個人最後一件大事，算是對後世有個交代，雖死無憾。然而寫本序的時候，香港又在發生驚心動魄的「反送中」運動，台灣的政壇也不平靜，這都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對決的一部分。所幸我們的下一代有出息多了，這是我最大的欣慰。我希望能夠像史明那樣長壽，看著共產黨怎樣倒台與台灣、香港、中國及世界的變化更新。那我真的可以含笑迎向九泉。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自序林保華
序言：絕代文俠林保華╱李劼
序言：保華保台保民主 抗共抗統抗外侮╱謝志偉
序言：從「歸國」到「去國」-印尼華僑辛酸史的見證╱程翔
一、追尋家世
爸爸家世｜顯赫媽媽｜燕京結緣｜賣國雜種
二、梭羅童年
南渡印尼｜定居梭羅｜華僑公學｜二戰結束｜革命啟蒙｜奔向椰城
三、中學生涯
印尼首都｜革命文藝｜抗美援朝｜巴城中學
四、回歸中國
回國準備｜搭船回國｜進入中國｜廣州高考｜到了上海｜姨丈姨母｜北京補校｜廈門探親
五、人民大學
考上人大｜黨團同學｜政治氛圍｜學習課程
六、政治運動
反右挨批｜拔白插紅｜半工半讀｜三面紅旗｜下鄉整社｜迎接畢業
七、為人師表
華東師大｜飢寒上海｜化工學校｜成家無室
八、文革狂飆
點燃引線｜牛鬼蛇神｜兩次抄家｜奪權內戰
九、欲收不能
九大前後｜上山下鄉｜林彪事件｜期待光明
十、離經叛道
拉攏美國｜意識放寬｜媽媽再來｜不得安居｜批林批孔｜申請出國
十一、初到貴境
踏足香港｜評論中國｜倉庫主任｜家庭團聚｜僑生回流
十二、立足香港
涉入股市｜轉行媒體｜任職信報｜家庭變化
十三、中英談判
人心浮動｜中資競逐｜政策百態｜不信中共｜首次赴台
十五，六四屠殺六四序曲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公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時，我與張五常教授正好在深圳。與往常一樣，我們在深圳是住在新都酒店，那是比較新的酒店，一位叫做梁太的香港人經營，而且離火車站很近，走幾分鐘就到了。那天中午，我們在新都的酒樓飲茶後，就準備退房回香港。但就在飲茶當中，深圳的一位同事趕來告訴我們，胡耀邦逝世了。張教授隨即回房間打電話給方勵之。方勵之那時已經從合肥調回北京。我們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時，見到過他。鑑於當時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不下去，民心浮動，張教授已經敏感的擔心北京將發生大事件。當時美國總統老布希在該年三月訪問北京時，北京不顧國際禮儀，以流氓手段阻止方勵之出席布希的國宴，可見他們對方勵之已經仇視到什麼程度，因此張教授擔心中共會拿方勵之開刀。為此電話中希望方勵之無論中國發生什麼事情，都不要出來講話，以免遭殃。回到香港後，一路注視北京事件的發展，香港不斷有大大小小的遊行。我住在珠城大廈，是遊行隊伍進入維多利亞公園集合必經之路。也是那時，對長毛（梁國雄）有更多認識，因為他一定帶領一個小隊伍從樓下高呼口號走過，一聽到他的聲音，我就知道有遊行了，就會趕快收拾東西，然後趕去維園。我也是熱血沸騰，幾乎沒有一次缺席。包括五月二十日八號風球（強烈颱風全城放假）高掛的那場遊行。那時，有兩批北京的朋友正好在香港。一個是我們請來的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的朋友李忠凡與王麗莉，張五常教授與傅利曼教授夫婦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時，就是他們接待的，我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我們也邀請他們訪問香港，了解香港。因為北京的事變，我們邀請的代表團無暇遊覽香港，很多時間都在電視前面關注北京局勢的變化。五月三十日是我的生日，本來準備請他們好好吃一頓，至少吃個生日蛋糕。但是我們毫無心情，結果是在一家麵館隨便吃吃過了我的生日。他們在六四屠殺前就回北京了。還有就是金觀濤、劉青峰夫婦應邀到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金觀濤夫婦訪問時間較長，在香港的電視看到北京的屠殺情況。北京說金觀濤指揮了那場學生運動根本是胡說，因為學運期間他們在香港。當時我的忙碌，就是幫他們「翻譯」香港有關學運的電視新聞，因為他們聽不懂廣東話，我幾乎每天給他們翻譯，那時新聞有許多的重播，我們不斷重複的看，唯恐遺漏什麼。五月下旬，有一天帶他們在中環匯豐銀行總部參觀時，銀行電視螢幕上股市報價突然暴跌，原來那時香港記者致電住在北京天安門附近南池子的張朗朗（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汀之子，也是高幹子弟），這時正好國安敲門進來找他，他在電話裡就說：「他們進來抓我了。」消息傳出，以為北京開始抓人了，導致股市暴跌。其實國安只是找他了解情況，並未抓人。後來張朗朗來香港，我還拿這事開他的玩笑。五月下旬，香港有兩次百萬人大遊行，一是五月二十一日，因為五月二十日晚總理李鵬宣佈北京戒嚴，香港直播那晚的黨政軍大會，李鵬的惡形惡狀導致第二天全城爆炸。第二次是五月二十八日，那是全球華人大遊行，所以香港人也傾巢而出。這兩次遊行我都有參加。香港支聯會就在五月二十一日那天成立，那時關注的各界社會人士很多，最後還是長期從事社會運動、而且具有組織能力的司徒華掌控了這個組織。香港人會這樣關心中國的政治問題，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人約有一半來自中國，幾乎都是逃難來的，自然與中國人有同命運、共呼吸的感覺；一個是九七年香港即將「回歸」，所以香港人急切希望中國民主化，否則香港將兇多吉少。胡耀邦逝世後，面對中國政情的急劇變化，我寫了好多文章，都是激烈抨擊中共的強硬派，因此為了自身的安全，我也很知趣的沒有再踏進中國的大門，我不願意用自己的人身安全做賭注。有一位到北京洽談生意的港商，某晚看到中央電視台的聯播節目批判「外部勢力」如何煽風點火時，列出幾篇香港報章上刊登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以「凌鋒」筆名刊於四月二十七日《明報》的文章〈胡耀邦祭〉。他回到香港後，立即打電話給我的一位朋友，叫他轉告我，絕對不要進去。 凌晨槍聲學運爆發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定性為「動亂」，我遂肯定中共必然會秋後算帳。因此已經無法「見好就收」，除非中共做明顯的讓步。我也認為中共會鎮壓，但是沒有想到是出動野戰軍包圍北京，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六月三日晚，接到中資公司一位王姓朋友的電話，告訴我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於六月三日中午從家裡出去買菜後就一去不復返了。這是從北京傳來的捲入學運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第一宗的失蹤消息。第二天我在凌鋒專欄之外用本名給《經濟日報》寫了曹思源在屠殺前就失蹤的消息，以免在混亂中說他是被亂槍打死的。文章於六月六日刊出。夜裡，北京響起槍聲，十點以後電視台報導一批死傷者送入復興醫院，接著其他醫院也有類似消息。那時醫院還比較敢講話，哪裡像後來遇到某些事情就推說不知。這不可能造假，就憑這點，就知道所謂沒有死人，與後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只死了二十三人是滿口謊言。凌晨，除了在沙發上打一下瞌睡外，一直開著電視機觀看新聞。然後看到一早北京市民湧到街上，當然繼續被槍殺，使人寒心。下午，再接到那位王姓朋友的電話，告訴我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冒險出去繞了一圈，看到西郊木樨地一排空無一人的軍車被人放火燒了。我們估計木樨地事件是官方所為，用以栽贓給市民，果然後來確是如此。這天，電視還報導坦克從人身上輾壓過去的消息，更使人吃驚。後來我專門求證，的確有朋友的朋友親眼看到那些「肉醬」。六月四日上午還傳出天安門廣場火燒屍體、焦味四佈的消息。我打電話給戴晴，確認她的安全，她告訴我她退黨了。戴厚英那天不在，第二天才通上話。六月四日下午，支聯會在跑馬地馬場召開大會，我雖然有許多稿子要寫，還是出席了。這是我到香港十幾年來第一次進入馬場，不是為了賭錢，而是政治議題。我寫評論很快，因為以我在中國居住二十一年的經驗，以及我對中共的認識，所以反應迅速。六四前後，我每天的凌鋒專欄有《經濟日報》與《東方日報》，此外，在《經濟日報》、《明報》、《星島日報》、《快報》的評論版也用凌鋒與林保華的名字寫較長篇的評論，第二天就可以見報，比副刊小方塊的專欄及時。隔了一陣，支聯會參與救援的六四學生與知識分子陸續抵達香港，他們有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與四通公司負責人萬潤南。第二天我從那位王姓朋友那裡知道了。因為許多人還沒有來到，所以我沒有「獨家」報導這則消息，擔心地下通道被中共堵死而危及其他人的安全。但是隔了幾天，消息還是走漏了。美國一家通訊社刊登了獨家消息。為此，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明報》寫了篇〈新聞從業員要顧大局〉，說：「如果我們搶先發表消息而導致其他民運人士因而無法逃離大陸，甚至在離開前的一剎那而功敗垂成，甚至喪失他們的寶貴生命，不知諸位新聞工作者，心裡會有何感受？」又隔了一陣，亞洲電視新聞部的戚香蓮打電話給我，說她拿到了嚴家祺的一則聲明，不知真假，問我能否認出他的筆跡？我沒有看過他的字跡，所以推薦她去中文大學找金觀濤。但是那時逃到了香港的「名人」，港府與支聯會都不願他們曝光，因為中國政府會向港府施壓要人，使他們很為難。當時港府的第一責任是為他們在國外尋找落腳的地方。當時主要由法國來收容。不過他們後來在法國也出現許多紛擾。六四爆發時，中國一位游泳選手楊洋正好在香港，他在電視上看到那種屠殺場面，怎麼敢回去，便向港府尋求政治庇護。正在港府為他尋找願意接受的國家時，一位在香港的汪姓海外民運人士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此事，藉以表明這是民運「策反」的功勞。事情一公開，中國政府的壓力就來了，因為香港與中國政府有個協議，在香港逾期居留的中國來客或偷渡客，被捕後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回去，中國政府一定得接收。於是中國要求港府遣送逾期居留的楊洋。港府基於人權考慮，更不能遣送回去，於是中國拒絕接收其他被遣返的 偷渡客。當時每天遣送回去的偷渡客大約有一千人左右，幾天下來，幾千人就把香港全部拘留所與監獄占滿。經過名人斡旋，中國也不想給港人壞印象，最後是中國讓步，再度接收這些偷渡客，否則香港必然大亂。當時我在深圳報界的一位胡姓朋友，很崇拜張五常而與我認識了。六四後，張教授也在陳希同的報告中被不點名批判，這位朋友因為也曾經寫文章讚揚教授，緊張之下，到了香港向我求救。當時我認識支聯會成員的郭少棠教授，就找他想辦法，由他介紹到支聯會，後來去了法國，因為精通法語而進入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因為他不是北京民運圈裡的人，因此到了法國，被民運人士懷疑是特務。另一位是鄧樸方康華公司的閻淮，原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也說參與民運逃來香港，找到金觀濤要流亡外國，金觀濤找我，我也把他介紹給郭少棠，結果也去了法國。九七後我移民美國，在紐約一次民運會議上，主持人報告我在場，後來我知道他也在場，我一直在想，為何不來與我這個「救命恩人」打招呼呢？二○一八年他在境外出版《進出組織部》，提及他在一九九二年就受聘於新加坡第二號人物吳慶瑞創辦的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吳慶瑞常讓他分析從中國及時得來的絕密文件，表明在中共核心高層潛伏有新加坡的間諜。閻淮說：「我真恨這些吃裡扒外的高級蟲。」讓我清醒的是，某次有朋友介紹我與一位姓鄧的跛腳人士認識。他說是劉賓雁的朋友，還帶有他抗議六四屠殺在香港報章刊登的廣告，他更帶有一批六四屠殺的血腥照片，那是在報章上沒有見過的。所以開始我也很相信他，他也經過我認識了一些我們圈內人，因而也到了法國。我後來懷疑他，是因為我透過朋友向在美國的劉賓雁求證，他說這人僅僅是他在北京組織的寫作訓練班的一名學員而已。他積極與各界人士接觸也使我產生警覺，而他名片上刊登的公司地址，竟然沒有這個公司。這才使我判定他有問題。我趕緊把情況告訴了司徒華。他說，法國那邊也懷疑他了。後來我到了美國，才進一步知道，借「六四血卡」而取得美國居留權的，就有一些中共有意派進來的。其中在華人做到媒體高層的，並且與各界有廣泛接觸的一位，在陳文英雙面諜事件曝光後突然回到了北京，就此沒有再回到美國。事件後續戒嚴與屠殺後，香港人紛紛在報章刊出譴責廣告，包括後來擔任特首的梁振英。當時作為佐丹奴老闆的黎智英也因為出售印有學運領袖頭像的T恤而爆紅，更因為認識到媒體的威力而改行，第二年創辦《壹週刊》，成功後在一九九五年再創辦《蘋果日報》。因為香港媒體多被中共滲透而自律，黎智英的壹傳媒集團因為大膽敢言而銷量大增。黎智英更因為寫文章大罵六四劊子手李鵬「仆街」（橫死街頭），他的佐丹奴業務被北京封殺，最後售盡股權。中共在香港也進行清算。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因為支持學運被召回北京，然而擔心在香港引起震盪而沒有立即逮捕他，他則趁機回到香港，再到美國「旅遊休息」。這是一九九○年的事情。後來他寫了一本回憶錄，但是因為擔心人身安全，很多關鍵內情沒有說出來，所以中共也放他一馬。在六四前後，對改革的共同目標，讓我結識了一些左派朋友。例如在宣佈戒嚴後主催香港《文匯報》開天窗書出「痛心疾首」的前總編輯金堯如，成為忘年之交。金堯如是「老革命」，本來參加上海的學生運動，後來被派到台灣。他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時是中共台灣省委的宣傳部長，因為國民黨要來逮捕而跳窗逃走。因為他在六四的表現，浙江省開除了他的政協委員職務。一九九二年，他移民美國洛杉磯，那是因為他在北京的友人告訴他，北京準備抓他回去。因為他喜歡喝酒，可說是無酒不歡，因此準備有人把他灌醉，裝進小轎車的車尾箱裡運回深圳，因為新華社的公務車海關不必檢查。如果那時超過了海關最後通行時間的半夜十一點鐘，那也沒有問題，因為招商局有輪船每天半夜十二點開往廣州。為何北京對他勢在必得？可能後來他對我說的話揭開答案。許家屯到美國後，香港媒體紛紛猜測哪一位與許家屯有交情的「愛國港商」幫助他？當時傳說最多的是最早到北京投資，並在北京飯店設有辦事處的滬籍港商周安橋，讓他非常緊張。不過金老總後來在美國告訴我，其實是他幫許家屯聯絡上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才讓許家屯到美國的。也許北京後來掌握到這個情報，才要將金老總抓回歸案。一九九二年金老總也在美國幫助下移民美國，與全國政協常委、民主人士中的經濟學家千家駒、許家屯都住在洛杉磯，每個星期見面打麻將。被《信報》的專欄作者張寬義（中區麗人）稱之為「許千金」。也是在那個時候，許家屯向金老總透露，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我到美國時，金老總也把這一點告訴我，叫我注意這個人。在這以前，我的兒子讀完中五就去讀葵涌工業學院，減少了家庭的經濟壓力。面對六四，也不能不做最壞打算，因此也讓讀完中五的女兒到澳洲去留學，給我們一家預防「萬一」的後路。六四屠殺導致民眾噤聲，投機分子轉軚。但是外國人看在眼裡，認識到共產國家的殘暴。因此這年秋天，蘇聯的改革浪潮也激發東歐衛星國出現逃亡潮。十一月，隔絕東西方的柏林圍牆更被東德人民推倒，是為「蘇東波」。在對抗暴政方面，西方人民為何比中國人勇敢，就一直成為我思考的問題。許多人將之歸為「民族性」，成「性」當然因為習慣，而能夠成為習慣，應該就是文化的熏陶所致。然而問題太深奧，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夠解釋透徹的。中共對「蘇東波」非常緊張，採取各種措施防範蔓延到中國。也因此加強擺脫外交孤立。美國竟然也派特使與鄧小平接觸，放棄向中國的政制改革施壓，方便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賺錢，導致養虎貽患的結果。而台商更是趁虛而入，賺了一些違心錢，結果是被中共反噬了自己。因為六四屠殺，我們當然也不敢再到中國去從事研究工作，張五常因為大讚趙紫陽而受到關注，差點被捲入「保趙倒鄧」的風波中。我們只能在香港密切觀察中國的變化。從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的改革倒退，要讓私營企業傾家蕩產，到認為中國已經面臨「和平演變」的現實威脅。所幸一九九二年作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在風燭殘年中發表南巡講話，聲稱「左」的要他下台，才把江澤民、李鵬的向左轉扭回來。但是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掀起的下海潮，又把全民引向「向錢看」。文革期間人們為爭奪政治權力而不擇手段，如今則為搶錢騙錢而不擇手段。中國社會為此而道德沉淪，貽害數代人。不論「左」或「右」，中共都是中國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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