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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2249082
[代售商品編號] 101194000399
[ISBN-13碼] 9789863571803
[ISBN] 9863571806
[作者] 宋文里
[出版社] 心靈工坊
[出版日期] 2020/05/20
[內容簡介] (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標題或內容簡介是否有標示, 請都以『沒有附件、沒有贈品』為參考。)
‧心理學家宋文里畢生研究精華集結，從語言的源頭之處刨土扎根，為文化心理學的拓荒。
‧借竅、碟仙、卜卦……，說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種種，所謂「心理治療」，更像是一種「心靈療遇」（healing encounter）。
語言是我們的居所，
我因此必須提出一條在「療遇」之中的「尋語之路」，
來作為它可居可行的動態空間。
──宋文里
本書作者宋文里教授是精熟於中外哲學、語言學等多個領域的心理學家，在他眼裡，以實驗、統計為基礎的主流心理學不僅無法銜接人們「置身在境」的生活，還一直處在對語言本質低度敏感的窘態中。在西方心理學界反省了科學典範、且文化心理學也方興未艾之際，國內雖不乏意識到西方理論難以套用華語文化的學者，但像宋文里這樣義無反顧，隻身從語言的源頭之處刨土與扎根的者，卻是寥寥可數。
宋文里認為，不管在哪個文化傳統，從起源處流傳下來的意義庫存，最具體的表現就在語言之中，因此心理學必須轉向文化，將「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種種說出來。尤其，對於說漢語、寫漢文的我們來說，當遭逢苦難時，往往轉向自身的民俗傳統尋求撫慰，從中獲得支持的力量。由此，所謂的「治療」，更像是一種「療遇」（healing encounter），所謂的心理學，實為探討人如何打理其心的「理心術」。
這本書是宋文里教授數十年來為文化心理學拓荒的精華集結，他反省了現代漢語學圈裡的種種盲點與謬誤，並以嶄新的眼光觀看了庶民生活中關於性別、宗教、苦難之療癒／療遇等面向的種種，期能促動心理學加速轉向，以尋求有意義的語言之路，來邁向更貼近人心的下一頁。
翻頁之後的心理學沒有固定的起點，
它更像是自古以來即有的，能面對困苦的心理學。──宋文里
宋文里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Urbana-Champaign）校區諮商心理學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兼任教授。專長領域為文化心理學、藝術心理學、文化的精神分析、宗教研究、批判教育學等。1986年起在清華大學社人所、社會所先後開設文化心理學、論述心理學、文化的精神分析，乃至其他跨學科專題，後來也延續到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至今。
宋文里勤於著述立言，著有《心理學與理心術：心靈的社會建構八講》。他於2018年精選十餘篇未曾中譯的佛洛伊德作品，嚴謹翻譯、評註編成《重讀佛洛伊德》一書，帶給漢語讀者閱讀佛洛伊德之全新經驗。宋文里也翻譯多部重量級著作如《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Carl Rogers），《人類本性原論》（Edward Wilson），《教育的文化：從文化心理學觀點談教育的本質》（Jerome Bruner），《宗教的動力心理學》（Paul Pruyser），《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精神分析44年的探索》（Marion Milner），《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Kenneth Gergen）、《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Sheila McNamee & Kenneth Gergen）等，另有多篇專文著作及文化藝術評論刊載於各種學術期刊及雜誌。在學術研究之餘，也喜歡畫畫，或寫寫童話、寓言和詩。
序論：走向心理學的下一頁
心理學作為大學裡的一門學科，和作為知識世界裡的一門學問，其光景大為不同。就學科訓練的觀點而言，這門學科除了一般通用的教室之外，還有兩種不同的訓練基地，一是擺滿測量儀器的實驗室，另一是著重人際關係的諮詢室以及兒童遊戲室。用醫學來比擬，前者像是用來做基礎醫學的理論研究，後者則是做臨床醫學的應用研究──這只是表面上看來如此，實際上，心理學號稱為「人（心）的科學」（而不是「人體的科學」），因此，在談「人」或「心」的時候，以上兩種訓練基地到底孰輕孰重，應該有個不同於醫學的斟酌。但當今的心理學（通常是指「主流心理學」）卻似乎沒辦法作出自己的衡量，以致在心理學教科書上都宣稱「實驗室」的誕生才標誌了現代心理學的濫觴，而創造心理學實驗室的威廉・馮德（Wilhelm Wundt）就被稱為（現代）「心理學之父」。這種教科書式的心理學史敘事法，其實已含有很多選擇性的偏見，譬如沒有（或很少）把心理諮詢的歷史包含在內。我們使用了許多不明其義的語言來指稱自己的學問，而這並不只是心理學的問題──整套「科學」就是最嚴重的誤名。
我在剛踏進師大教心系館的那年，當然還無法看出其中的奧妙，但迎面看到的是一間教室和遊戲室的合體，用單面鏡作為隔間，在教室裡可以觀察遊戲室那邊發生的事情，反過來說，遊戲室這邊看不到鏡子後面坐著滿教室的人在盯著看他們遊戲。這就是一所心理系的訓練基地之中最吸引人的光鮮門面。只不過，幾年下來，好像不見有人進去過那間設計美妙的遊戲觀察室。最常使用的反而是在二樓的實驗室──我當時很想知道：那樣一間擺滿儀器的實驗室為什麼經常人滿為患？而這間看來更可能發生很多新鮮事情的遊戲觀察室為什麼反而被冷落了？
進入一個帶有「心理系」名稱的學系不到一年，我就發現所有各校的「學院心理學」課程都差不多──所有的研究都會用一些取樣而得的受試（subjects），經過實驗觀察後編碼轉化為一堆數據，然後就用來計算出「研究發現」──這個由來已久的事實正可解釋那兩種訓練基地的不同命運：儀器會讀出很多數據，讓研究很快有結果，因此大家對此趨之若鶩；可遊戲室要看的則是人，蒐集到的是一些兒童行為的描述或研究者和他們的對話，而這些材料幾乎無人能讀。這樣看來，心理學課程中的「觀察」既沒看到人，也不需用心。這些發現已經違背了我想來讀心理學的初衷。後來我沒轉系，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在我們的整個大學體制裡所謂的「學科訓練／規訓」（discipline）都和我想尋求的人心之學不在同一條路上，所以，轉不轉系就淡出了我的問題感。從大二開始，我已經明白：我要讀的書只能自己讀。我要走的學問之途，就說它是我的問學之路吧──尋語路、沉思路、第三路、正路岔路的這一切──我仍把它稱為廣義的、跨領域的「心理學」，但我也可以把它喚作別的名稱，譬如先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書上，我就把它定名為「理心術」。「心理」這個語詞倒過來唸成「理心」，我的意思是要讓「受試」（subject）轉變為「主體」（subject），讓心理學可用同一個軸心而翻轉到下一頁。
用平常話來說吧：這就是要脫離被實證主義綁架的心理學，把實驗室的觀察轉向人在生活世界的體驗，因此，「心理學」一詞，在我看來，就必須經過轉化而變成同時包含著「心理學／心理治療學」的學問。這樣的心理學不必再稱為「心理科學」或「科學心理學」。就知識的整體來看，新一代的心理學必須借道人文心理學，轉向文化心理學，繼而再演化為更廣義的心理與語言／文化研究，並且在每一步的轉化過程中總是不脫離哲學基礎的思辨與討論。但以一般人慣用的「學科／規訓」（兩者都是discipline）或「領域／跨科際」（field／interdisciplinary）的概念來看，還是有很多人會問：「這樣的轉變到底會搞出什麼東西來？」事實上，我常提的問題毋寧就是在反問：「心理學本身到底又是什麼東西？」──因為對於目前的「心理學」，我有很多根本的懷疑，而這個大哉問所需的回答就得動用屬於哲學根基的方法論去不斷探索。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哲學和方法論的思考會發展為一支指北針，對準了追求學問的初衷：「心理學這東西裡頭到底有沒有（能思的）作者？」或換用另一種說法：「人究竟能不能自理其心？」
寫這篇序論正是要說明：這些著作都是一個作為作者的「主體」，站在「受試」的對面，以一切「（真）實（體）驗」來創造出能動的自我，以便能夠進行學術界慣稱的「自行研發」工作。這裡所用的幾個語詞──「受試」、「實驗」──在心理學之中早已是不需解釋的慣用語，而當心理治療無法奠定其自身的基礎時，也只能跟著科學心理學來依樣畫葫蘆。於是，「主體」一詞就不曾出現在所有這些心理學的教科書中。同樣的，在談「實驗」時，更該談的應是「真實體驗」，而不是儀器上的讀數。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這些看來相似語詞之間會隱含著這麼明顯的矛盾？
當然不只是英文翻譯成漢語的問題。「學科訓練」的體制操作把意義的問題圈圍成一個滿佈荊棘的樊籬，然後作繭自縛，這就是主流心理學（自認的第一心理學）到目前為止對知識界所作的自我宣稱：它自稱為一門自然科學，然後把更可能讓心理學知識變得豐富的人文科學，以規訓之名而貶抑甚至排除。我們如果可以把心理學翻到下一頁（很可能也是翻回前一頁），就是要翻出「第二心理學」來。因此，我的問學之路，就要從心理學如何以種種翻頁行動來談起了：
1.首先要談的是人文主義心理學或繼或絕的傳承；
2.其次是文化心理學的到來；
3.接著，跨過心理學科／規訓的界線之後，文化心理學的進一步演化必須是讓研究者以自我作為作者來展開自行研發的行動；
4.當心理學面對著文化時，該談的不只是思想和問題，而更應是置身在境的，亦即面對著苦難和困境的臨床／臨場語言；
5.翻頁之後的第二心理學，回首一望，發現它並沒有固定的起點；
6.它更像是從古以來即有的，能面對困苦的心理學；
7.並且該研究的對象不是一個一個受試的個體，而是進入對話中的人人，亦即是語言，是你我；
8.最終，你我就是要由咱們一起來協作療遇，尋求意義的出路。
一、人文主義心理學的失傳與再傳
以我最常用的提問法（problematics）來作歷史回顧的話，就應把2012年的那場「余德慧教授追思研討會」視為問題枱面化的高峰，用來談談這位曾經為「人文心理學」而鞠躬盡瘁的，究竟是何許人也？我們的知識界還有幾個人在科學心理學之外仍能傳承心理學的學問？
余德慧在逝世前十一年（2001）出版的《詮釋現象心理學》第一頁上寫著：「從1988年以來，我就開始思考人文的心理學……」很多人都知道，在台灣的心理學界，最早嶄露頭角的人文心理學先鋒就是台大心理系臨床組（亦即心理治療組）的余德慧，然而，在我和余德慧相見（約在1987-88年間）之前，也就是在更早的1977年，我已寫出了我的心理學碩士論文──關於存在意識（existential awareness）的研究。那已是一篇不折不扣的人文心理學論文。不過，由於我在碩士後去當兵兩年，之後不久又出國留學，我的人文心理學也因此而神隱了將近十年──直到遇見余德慧，方知德不孤必有鄰。
事實上，就時代風潮而言，在1980年代以前，受到存在主義哲學影響而在美國產生的「人文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也曾以太平洋邊的微風拂過台灣，只不過，根據王文興教授的說法，存在主義（實際上在當時）從未登陸過台灣。所以，那帶著濃厚存在主義哲學和存在現象學意味的美國人文心理學並沒有在我們的心理學界著床，也沒吹出什麼研究和寫作的學術風氣。余德慧是個例外，我也是，而這樣的例外者在台灣就是屈指可數。至於那個被例外所指涉的慣例呢，一般人只知有「主流心理學」當道，也以為那就是心理學唯一的慣例。
直到1980年，我開始在美國求學時，才後知後覺地發現：其實歐美的評論者早已看出，那陣掀起人文主義心理學的風潮，在六０到七０年代僅僅讓幾位出名的人物叱吒風雲過了一代，之後他們就幾乎無法再有第二代傳承。台灣只因為須橫渡一個廣袤無垠的太平洋，所以在那陣吹來的微風中，我們也沒嗅出它在美國本土已經開始枯萎的氣息──我們那時還在教科書上幫腔地宣稱他們構成了「心理學的第三勢力」。
在美國的人文主義心理學──其主要的領域是心理治療──當中有位不太算叱吒風雲，但他的作品歷久彌新，是很值得一提的首創者之一，我要提的不是羅傑斯（Carl Rogers），不是馬斯洛（Abraham Maslow）這兩位曾經當選為APA理事長的風雲人物，而是曾經和前兩位同台座談過人文主義的羅洛‧梅（Rollo May）。羅洛‧梅很早就和安吉爾（Ernest Angel）及艾倫伯格（Henri Ellenberger）合作編譯了一本書，書名叫做《存在》（Existence, 1958），該書中輯錄了幾篇融貫精神分析、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的作品。這本書的書名，乍看之下會以為是哲學著作。是的，我們所談的人文心理學之中的詮釋現象學、存在主義等等，都是哲學。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心理學和哲學本來沒有區分，而後來分成「科學心理學」與「人文心理學」，就知識發展史來看，也沒有什麼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可言，除非是要把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學區分開來。這就解釋了為何重新開啟人文心理學必須在治療的哲學根基上動土開工；也解釋了表面上所謂「跨領域」的學問，其實都是因為回到根基之後再出發的必然表現。
我相信，余德慧和我，雖然在198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晚期才分別舉步維艱地從主流心理學中拔足而投入人文心理學的研究，但我們的認知終究會指向同樣的人文心理學：以存在現象學、詮釋學、精神分析以及當今的後現代思潮為源頭的人文心理學，而不是在美國失傳也失勢的「第三勢力心理學」。這樣說，才足以解釋為什麼余德慧要花那麼多精神去閱讀後期海德格（Heidegger）和德勒茲（Deleuze）的哲學作品，並且號召出一場長達十多年的「人文臨床研討會」；而我為什麼會非常捧場地持續加入這場研討運動，以及為什麼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為精神分析的詮釋學和意義發生的符號學（semiotics）開闢一條「尋語路」，也緣於此。
歷史和思潮的腳步如白駒過隙，風起雲湧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在八０年代末期開始滲透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每一角落。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一下子就變成後台和背景，而站上舞台中央的，都是由文化轉向之中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引發出來的問題：語意學（semantics）的、語用學（pragmatics）的、象徵主義（symbolism）的、「符號學」（semiotics）的，等等等。加爾芬克（Garfinkle）曾經說：這種「等等等」的說法竟是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裡頭暗藏的一個語言學手段；而文化心理學中有個重要的語言學課題至今仍稱為沙霍二氏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其中的首倡者沙皮爾（Edward Sapir）對此問題的基礎背景就曾提出過如此發人深省的警語：「哲學家必須要瞭解語言，即便只是為了免於受到他自己的語言習慣之障蔽。」
在這種「轉向思潮」的狂濤猛浪之下，我們現在該傳承的是什麼學問？它還能叫做「人文心理學」嗎？是的，不用擔心我們會在語言中脫軌。在「人文化成」的哲學意謂之中，我們只要把焦點從前面兩個字往後挪一格，注意第二和第三個字，我們就會發現「文化」在其中矣！──我這是長話短說。現在敢於宣稱繼「第一心理學」之後還能發展成「第二心理學」的，首當其衝者就非「文化心理學」莫屬了。而我相信這種發展在心理學中，以我們的現代漢語來說，就是「人文的傳承」；用稍古的哲學語言，我就把這種期待稱為「斯文以化」。
二、我們和文化心理學的遭逢
大約是從九０年代中期以後，台大心理系臨床組的余德慧、余安邦和主修諮商心理學的我都先後在不同的學院脈絡中開設過「文化心理學」這門課程。台大的「本土心理學」有時也自稱是一種「文化心理學」。但依我的觀察發現，「本土心理學」還是無法擺脫主流心理學的規訓方式，總是把「實驗室」、「準實驗研究法」以及「調查法」奉為心理學的圭臬，而相當漠視以「諮詢室」的對話作為心理學基礎的可能性。因此它和「文化心理學」之間實有許多難以磨合的矛盾──通常，「矛盾」到難以言說的程度，就會質變而為「弔詭」。
我對於「本土心理學」這個名號一直覺得那是個彆扭的弔詭，尤其在它譯為英文時採用的是單數而非多數（這是個關鍵問題，我會在本文中加以說明）。對於「（單數）本土心理學」的問題，已經有很多批判出現，包括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文學、傳播學、歷史學以及哲學的種種。但心理學本身對此問題的討論除了「人文臨床」（也就是心理治療）社群以外就不曾有人發聲。由於文化心理學在臨床的語境中對於語言問題已經產生敏銳的認識，因此，即使在「弔詭」的狀態下，我們仍然需要使用語言來面對它。
對於「漢語心理學」，這不太常見的說法，我卻情有獨鍾。我要談的絕對不叫做「中國心理學」。「漢語」包括我們常用的現代漢語和偶爾使用的古漢語（「現代／古代」的區分是根據語言學家王力的分類和斷代法），也確實像語言學轉向後的知識現象一樣，對語言的精熟知識必須是從字源學到語法學、語意學、語用學、語言哲學，無一層遺漏，並且認為當代的漢語心理學由於擁有豐富的古漢語資源，因此，在呼應著沙霍二氏的主張之下，讓它作為一門「意義的科學」而非「行為的科學」或「認知的科學」來發展，確實大有開發的機會。
余德慧的那本《詮釋現象心理學》，其中包含了他自1992至1996年間寫的十篇文章，分為三部分，就是「語言篇」、「歷史篇」和「詮釋篇」。我看了以後，知道他除了標題上留著「詮釋現象心理學」的名稱，其實他也果然加入了「語言學轉向」，對於後期的海德格和嫻熟於語言哲學的詮釋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甚至後結構主義的高手德勒茲（Deleuze）都花了很多篇幅來討論。
至於我自己在文化心理學及其後的發展，我是抱著「以文化心理學為本，以漢語心理學為綱」的態度，並且一直是以先前宣稱的「自行研發」方式，置身在境，既臨床也臨場，邊作邊想，而不必依賴實驗室或準實驗設計，就這樣毅然投入了這場可以讓意義發生，也可以讓語言精熟的問題領域，讓它重新成為心理學的根本問題，而得以在主流之外展開的知識大業。
三、自行研發的演化：自我的作者行動
我的問學行動，雖然沒有在開始時就打出明確的旗號，但一貫的開場方式只是提問（problematization），而其中的第一問乃是：「自我是個作者嗎？是個動詞嗎？」「自我」是但凡能夠言語的主體所用的自稱，曰「我」曰「自」曰「己」只是口頭語、書面語之別，或只是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用法而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能說和所說，這兩條件的交集，有個值得深思的要義，在於能把話說成的作者。所以作者在使用「我／自我」之時，已經是個動詞，而不只是個「第一人稱代名詞」。在任何寫成的一本書上，「我」不只是無所謂的自稱，而正是「作者」之所動。我們該用最精練的漢語來重新理解一下「自我」作出這種「作者行動」究竟是什麼意思。
由於米歇爾・傅柯（Michell Foucault）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宣稱過「作者已死」，我們在這種思潮的驚濤駭浪之中，也如同先前讓我們溺過水的「上帝已死」那次大浪一樣，不知不覺、也不思不想地認為我們只會被這種思潮淹沒。但對於這些「思潮」的看法，我想起我的啟蒙師史作檉先生常有的說法。他說：「沒有『思想』哪來的『思潮』？」這就如同王文興所說的「存在主義不曾登陸台灣」一樣，所見略同。沒有思潮的我們，其實只要用「自我」這個動詞來想一想：「作者」到底是什麼意思？然後，我們挺有可能發現：在一切學術寫作中，其第一人稱的自稱應該是「我」，而不必使用忸忸怩怩的「筆者／他（她）」。
這樣的說法，是在玩文字遊戲嗎？我知道確實有人寫過書，書名就叫《我想我是個動詞》（I Think I Am a Verb, 1986）。這位作者西比奧克（Thomas Sebeok）說他的研究貢獻俱在於「the Doctrine of Signs」──他不是在玩文字遊戲，但我們不見得因為能夠言語，就能把引號中的這句簡單英語翻譯為漢語。我們可能要繞個大圈，譬如讀完這本書，才能搞清：這如果真是文字遊戲的話，那是在玩什麼把戲？我就不賣關子，至少用漢語的白話簡單說一遍：我們自己不能發明文字遊戲的方式，我們能說的話都是文化為我們提供的語言。是的，但就在此刻，把這句話寫下來，可以把它叫做「斯文」的同時，也把文化體現了出來。這個使用語言的作者，在開動之時卻不是「我們」，而正是「我」。
「斯文以化」是依據古漢語語法來說這同一件事。這不是一件小事。我花了將近三十年的工夫，一直在用這句話來作為任何問題的開頭。我這種問學的方式就是不斷在想，以及想要怎麼說。「不斷在想」顯然就是一種持續的作者行動。而「想要說」的不是說別人，只是說有我在內的「此心此理」。我既然引用了西比奧克那本名著來回應近代哲學的基本命題「思，故在」（Cogito, ergo sum.），那麼，以漢傳思想的脈絡來說，對於此一命題，我可以引用的又是什麼經典？是孟子嗎？是陸象山和朱熹嗎？都不是，是早已化身在家常話裡的成語。我們對於自己使用的漢語經常不覺得其中有什麼需要以「想」為開頭的基本命題。然而，我在想的，正是這個「要不要想」的問題。換言之，我在想的就是以漢語說出的命題：此心何以能理？斯文何以能化？
四、心理學面對著文化時，該談的不只是思想和問題，而更應是面對著苦難和困境的臨床／臨場語言
語言和思想的關係是很根本的心理學問題。如果我們能夠以此為起點，來繼續問語言和思想的相對位置問題──「想」和「說」孰前孰後──就會回到那個諾貝爾獎級（但絕對不會得獎）的提問法：沙霍二氏假說。如果文化的基要定義就是這樣：「文化乃是一個象徵與意義的系統」，那麼，這個定義可以把精神／物質、主體／客體、傳輸／媒介、能指／所指等等一切都包含在內。文化因而變成一個具有整體包含性的範疇，但這範疇的「整體」卻不需用來指一個地理疆界，或民族分布區域。我們都知道有這麼一個隱喻（一句成語）：「如魚得水」（魚在水中），或甚至「如水在水」（不用問魚）──這會有助於理解人和文化怎樣以「想」、以「說」來形成這個置身在境的關係整體。我們只是在「想」、在「說」之時，常常倒過來把這個整體範疇稱作「文化」。所以「孰前孰後」的後設提問法會一直繞圈子，一直保留在假說狀態而不得其甚解。
對於這種問題的發現，絕對不是在心理學實驗室，而比較可能是在臨床的諮詢室，或在臨場的田野。諮詢室心理學發展的高峰就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後來由眾徒子徒孫演化為上百種不同門派的心理治療法（psychotherapies）。臨床研究的基本資料是語言／文本，尤其是發自受苦受難者的語言；而用實驗室模擬為標準刺激的心理測驗雖也好像是在處理文本，但實驗室從來無法觸及人類的苦難體驗，因此兩者對於文本的看法南轅北轍，以致最終在教學上常必須再分家而變為兩個科系。即令沒有分家，他們之間的對話似乎還是得以實驗室方法作為主流語言，因此其間的對話也常會變得雞同鴨講。只知，諮詢室的臨床研究在目前逐漸認識到，它所需要的語言來自質性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在我看來，這正是我早在三十年前已經預見的光景。
然後，我們要談談另一種臨場語言的研究方式，這就要回頭談談為什麼需要一再提及沙皮爾。我最早開始接觸沙皮爾是在八０年代末期，眼看著人文心理學正在逐漸失傳之際，我四下摸索，發現其中有一種可能的傳承，就是在語言人類學脈絡中逐步發展而來的文化心理學。於是我以「自行研發」方式進行的傳承工作，這就包括花了不少時間來準備開設「文化心理學」課程。在我一邊摸索，一邊蒐集一些重要讀物時，發現其中有一本《文化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A Course of Lectures），是沙皮爾早在1936-37之間以同名在耶魯大學開課的講義。沙皮爾是個精通語言學的人類學家。他從1928年起就已在芝加哥大學開過這門融合文化人類學與語言學的課，並且曾向出版社表示他打算以此題目寫成一本前無古人的書。在十年的延宕之後，儘管他一直念茲在茲，但不幸沒有成書就過世了（1939）。
「文化心理學」在歐美蔚為風潮是在1990年代。沙皮爾的講義在大約六十年之後重新浮出檯面。但這本書其實是用學生的上課筆記蒐羅編撰而成，出版於1994年。無論如何，在此風潮之前，沙皮爾不但早有先見之明，並且也指出了文化與心理學之間針針見血的關係要點。這本出版的講義只有三萬多字，在篇幅上不到他所預期的三分之一，可見在沙皮爾心目中還有很多議題沒出現在這本書中。我們一方面可在他所遺留的《全集》中四處搜索，但除此之外，應還有另一個辦法，就是在心領神會之餘，用作者的行動，也就是自行研發的方式，把「假說」可能涉及的議題開發出來。
我說的「蔚為風潮」是指一般的學術活動，但還有些人，即能思能言的作者，他們的嗅覺比這種「一般風潮」要敏銳得多。我至少在本書中指出了其中的一位，就是布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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