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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2303168
[代售商品編號] 103535200169
[ISBN-13碼] 9789869597814
[ISBN] 9869597815
[作者] 羅柏．卡普蘭, 吳潤璿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 2018/05/05
[內容簡介] (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標題或內容簡介是否有標示, 請都以『沒有附件、沒有贈品』為參考。)
在走遍世界盡頭之後，卡普蘭將回到出生之地
省思在中國崛起的今天，這座「西進的帝國」將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不平靜的太平洋》作者溫契斯特、「冷戰史泰斗」蓋迪斯等一致盛讚
《外交政策》雜誌「全球百大思想家」，《世界的盡頭》、《南中國海》、《地理的復仇》、《歐洲暗影》作者
【內容簡介】
《西進的帝國》以洗鍊而動人的文筆描繪從東岸到西岸的美國地景，檢驗形塑美國國力的地理特質，為美國外交政策提供貼近草根現實的思考架構。
相較於卡普蘭先前的地緣戰略論述，《西進的帝國》較具個人色彩，結合親情、回憶、鄉土情懷、愛國意識，以及個人知識體系的養成，從略具自傳性質的手法、深具抒情風格的文筆，審思美國的地位與未來。
青年時期經常奔赴美國各地進行採訪報導的卡普蘭，回顧兒時與父親四處遊歷的情景，以及當卡車司機的父親描述年輕時驅車穿梭在美國大地的故事。年幼的他已經領略到《讀者文摘》一篇故事中的父親在攜家西行時所說的「征服洛磯山」這句話的意義，那是由東往西穿越美洲大陸的旅人體會到的心境，也是美國先民開拓精神的一種寫照。
二○一五年春，作者從麻薩諸塞州自家出發，展開為期一個多月的泛美公路之旅，從東部的「垂直地景」（人口稠密區往上空發展的地景，較為閉鎖而缺乏開闊視野）馳向西部天高水長的「水平地景」。這也是作者在踏遍「世界的盡頭」之後，將畢生思索凝聚在美國大地上的一趟終極旅程。但這次他的角色不是單純的旅人，也不是在做新聞報導，而是帶著分析家的眼光，以及悄悄聆聽眾人聲音的耳朵，總結他對美國地理及歷史人文的思考，細緻分析地理因素（緯度、水文、陸地與海洋的配置、土地特性等等）對美國命運及國家投射力所造成的影響。
美國東、西各接鄰世界兩大洋，左摟歐非，右擁亞澳；密西西比河流向加勒比海，為美國開啟通往大西洋與太平洋（經由巴拿馬運河）的門徑，塑造大國命運。而美國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享有無人能望其項背的力量，一大部分是發揮先人由東往西開拓，發揮「征服落磯山」那種打天下的精神所獲的成果。
本書的撰述目的是透過一些獨特的視角，如父親年輕時的旅行記憶，歷史學者的「希望地理學」，遼闊無邊的北美荒原，以及朝中國蔓延的大海，描述美國這個世界的巨人。父親的旅行為作者提供無盡靈感；歷史學家建立必要且可操作的論述架構；荒漠代表必須克服的挑戰；西側汪洋則象徵美國的對外關係，一方面承載美國的國際責任，一方面也隱約預示不斷往西行進的巨人身影最終將在那裡逐漸消解。
在這個消解過程中，作者期許美國憑藉地理賦予的優勢，及其所造就出的影響力，在二十一世紀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中持續發揮正面的制衡力量。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旅行作家。過去三十年間，他擔任《大西洋》（The Atlantic）月刊記者，撰述可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重要報章雜誌，觀點經常引發相關政治、媒體、學術界討論。他也曾擔任美國智庫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地緣政治分析主任、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客座教授、五角大廈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委員、華盛頓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兩度將他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之林。
卡普蘭曾實地採訪中東、兩伊戰爭、巴爾幹半島、前蘇聯與阿富汗戰爭等戰略要地與新聞前線，至今已有十數本關於外交事務、地緣政治及旅行相關書籍。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南中國海》、《地理的復仇》、《歐洲暗影》等書。相關著作：《歐洲暗影：一段橫跨兩場冷戰、三十年歷史的東歐邊境之旅》
譯者：吳潤璿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畢。曾於軟硬體公司擔任業務和資訊專員以及於運動網站擔任分析師。其譯作有《看不見的屏障》、《鄧小平》、《在滿洲》、《被隱藏的中國》、《帝國落日》等書。
【各界讚譽】《西進的帝國》一書出色地提醒著美國地理對其戰略所帶來的衝擊。羅柏．卡普蘭最新的作品是本必讀之作，對前一本有關地緣戰略著作做了必要的補充。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西進的帝國》對於美國向西擴張以填滿我們這片大陸提出了周詳完備、引人入勝，且充分的反省，對於美國在世界上的適切角色的當前爭論，涉及其隨後形成的國家性格反省。這是羅柏．卡普蘭又一本精采傑作。
──美國前中情局局長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在這本關於海內外的美國具有智慧、吸引力以及令人難忘的書中，羅柏．卡普蘭給我們了一份大禮。傑佛遜相信我們的國家命運與西部地區有著不可擺脫的關聯；卡普蘭展現出這些年來依然保持的真實情況。
──《美國雄獅》作者、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得主米珊（Jon Meacham）羅伯．卡普蘭的所有旅途都必定是令人讚嘆不已的，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西進的帝國》是目前唯一針對橫越美國的作品。一如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與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卡普蘭讓我們以全新的方式見識到這個國家。高度推薦這本經典之作。
──《冷戰》、《喬治．凱南傳》作者、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得主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這是本極其精緻、令人振奮、激勵人心，以及全然原創之作……所有的外交官與軍人──所有掌權的美國人或是期待著掌權的美國人──確實都該廣泛地閱讀羅伯．卡普蘭的著作，尤其是這本精練之作。
──《不平靜的太平洋》作者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羅伯．卡普蘭運用了美國獨一無二的地理環境與疆界經驗，以提供美國在這世上角色的一種變換鏡頭，以及一種能捕獲你的想像力的視野。此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展現出華府以外地區的想法是在處理已然變化的世界，如何去平衡美國的理想主義和務實主義。《西進的帝國》一書中難能可貴之處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
美國地圖
感召
第一章征服洛磯山
第二章大陸型帝國
第三章垂直地景
第四章水平地景
第五章遠眺中國
後記
誌謝
與本書相關的作品
注釋
我們美國人是準帝國主義者，但正如我所說過的，我們同時也憎惡帝國主義。牛津歷史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寫道：「美國的『反帝國主義』是根植於墾殖社群對帝國權威的普遍性敵意，以及害怕來自都會區內商人、銀行家、船東與供應商的剝削。」從北美十三州墾殖時期起至前往奧勒岡州的篷車車隊，幾乎在各地都懷疑歐洲的權力中心思維，這是拓荒者思維的一部分。儘管如此，透過我們征服了大陸的方式，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優越的戰略局勢，並儲存著用之不竭的能量，除此之外，還進一步需要找到出口。總之，當我們譴責帝國的同時，我們旋即發現自己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帝國。
在二○○八年出版、具有開創性的一書《帖木兒之後：一四○五至二○○○年全球帝國史》（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中，達爾文指出：「通常把帝國視為歐洲人的原罪，他們腐化了一個無辜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日後的學院左派把帝國主義視為幾乎是所有政治罪惡的淵藪，且今日大學校園內的帝國主義一直與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劃上等號，犯下了程度相似的壓迫與剝削之罪。但是達爾文接著表示，事實是帝國從遠古開端起就一直與我們並存，且「幾乎是處於人類社會的普遍過程之中」。比起其他事物，貨品與想法的交換總是破壞了部分的社會，「使得部分社會不敵於內部崩潰，且為外人接管。」某些社會與其他社會之間存在著懸殊的軍事力量差距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因此這個不同族裔社群都處於一個相同統治者之下的帝國，「在整個歷史中的大多時，帝國都是政治組織的預設模式。」由於地理的格局之故，建構出強大國家的能力就是無法平均分布。因此，大多數的文明進步是發生在帝國體系之下。伊斯蘭教的黃金年代就是個帝國年代，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s）統治下，之後是處於規模縮小的法蒂瑪王朝（Fatimids）與哈夫斯王朝（Hafsid）。蒙古人是殘暴的，但是他們征服或是摧毀過誰嗎？它摧毀了其他的帝國，如花剌子模（Khwarazmia）、保加利亞以及宋帝國等等。在歐洲帝國來到非洲之前，有著存有自身文化成就的原住民帝國，像是馬利（Mali）、桑海（Songhai），和其他帝國。左派人士心中粗枝大葉地譴責歐洲帝國是帝國主義，但在原住民帝國在統治地中海、波斯和中國數千年之後，歐洲帝國才現身。在現代與現代初期時，比起在哈布斯堡（Habsburgs）與鄂圖曼（Ottomans）帝國之後成立的單一種族國家，前者是帶有容忍和世界主義的多種族帝國，且更能保護少數族裔的權利。數千年來在帝國之間的空窗期，通常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誰說帝國主義必定是反動的？雅典、羅馬、威尼斯和大不列顛儘管相當殘暴，依然是它們那個時代中最開明的政權。
也就是英國或許最終還是在印度、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失敗受挫，但是在大英帝國的大多數時期中，它都是個能提供穩定的巨大防護甲胄，與透過海洋與鐵道通訊來培養的帝國，且在這之前確實是少有如此般的帝國。事實上，一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主張，大英帝國在遭逢世界性的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場冷戰所打斷之前，啟動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全球化模式。在此之後，新的全球化形式生根了，一如我所言，透過了美國海、空軍的存續才使得安全貿易與能源轉移得以進行，這就是一種對全球製造和投資採取友善態度的自由世界貿易體系。達爾文指出，此種美式體系是「除了名稱之外，徹頭徹尾的帝國形式」。此種美式體系的基石是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以及創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有與日本的安保條約；這全都在世界大戰結束六年內就定位，因此確保了西歐和東亞抵抗蘇維埃與中國的共產主義。美國擁有完成這一切的經濟手段。一九四五年，畢竟美國擁有了世界半數的製造能力，且是工業化世界中唯一母國未遭到戰爭摧殘的地區。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寫道，美國與羅馬、不列顛、鄂圖曼土耳其，以及其他要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世界中建立起一個小小的安全性的帝國一樣，「面臨著相同的考驗與問題。」當然，美國懷有建立起一個自由世界秩序的使命，奮力要與傳統的帝國體系有所區隔。但即使美國能達到那種使命，與先前帝國做比較只會有助於我們來了解自我，我們必須看透澈自身的狀況以及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持續了四十四年的冷戰是以意識型態鬥爭的樣貌持續著帝國主義傳統。達爾文將此種兩極年代稱為「去殖民化的另一面貌」，英、法殖民地的崩潰因此迫使美國與蘇聯去競奪新興獨立第三世界中的影響力，從而啟動了建構兩個新帝國。在極少數的情況下，這些包含了羽翼已豐的殖民地，不過它們確實擁有美國或是蘇聯影響力的優勢。事實上，英、法帝國並未在一九四○年代末期遭到拆解，而是一直要到一九六○年代才瓦解。美國和蘇聯間的兩極鬥爭或許不會被認定有著此種全球性的範疇，因為它原本會被降格成一場針對中歐命運的衝突。
一九八九年，中、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崩解，隨之而來的是蘇聯自身於一九九一年解體。儘管美國是最後一個享有某種聲譽的帝國，具有無法想像能與之匹敵的龐大軍力，但是它現在不可能把秩序帶到這個世上。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了美國現存的海、空軍優勢，當前的世界將會處於一個更為混亂不堪的狀態。然而，美國還沒體會出其整體的國力（軍事、經濟、外交與地理），是不可能將這個世界化為一片全然和平之地，那可能微乎其微。我們能為世界帶來相當可觀的秩序，但可觀的秩序與全面的秩序兩者間的距離是很遙遠的。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描述該如何填補這兩種概念間的差距。從今爾後美國必須施展一個大陸的資源，以度過一個相對無政府狀態的全球局勢──一個在帝國與後帝國冷戰時期之後所產生出的局勢。★我在一九九四年二月號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發表了一篇標題為〈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的封面報導。它談論資源短缺、青年人口激增、部落主義、宗派主義、犯罪，以及疾病會是（且將會是）如何地耗損世上重要地區的社會與政治結構。我引述了一名加拿大學者托馬斯．霍默爾─迪臣（Thomas Homer-Dixon）的話，形容富裕國家與菁英階層的「加長型禮車」世界擔心著科技的精進和金融市場，看著他們高速行駛中車窗外，那個愈來愈脆弱或根本不存在的中央權威、還受到貧窮與衝突磨難的世界。因為此種隱喻式加長型禮車不僅包含了特定的國家，還有不屬於加長型禮車的那些地區國家中的富裕社區與豪華旅館。即使當西方菁英階層偶爾真的出國到物質條件最為黑暗的國家冒險，他們是有可能始終否認在他們自身以外的地區，存在這種嚴酷的現實。新聞記者或許會走訪當地的公民社會代表人物，受訪者在西方世界受過教育，宣稱對該國還抱持著希望。但離開首都城市，來到受半混亂狀態支配的地區，出自這些當地受過西式教育菁英之手的公文就已然失效了。在我一九九四年那篇長論文中，採用了西非國家做為案例，但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它們的國家狀況全都進一步地惡化，或是徹底地崩潰。從那時起，這些國家以西方慈善與安全協助計畫的被監護人身分存活下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並沒有建立起實質性的生產基地，讓西非國家從危險地區中解除出來。然而世界其他部分並不會成為像是西非那樣的地區，很顯然地有著相當大量的國家，不論其大小，不是有著分裂成混亂或是局部混亂，抑或就是無法將其整體的穩定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因此，那些幾乎是我二十五年前所提出的問題，持續迴響在美國尋求的世界秩序之中。
我的觀點是除了資源短缺之外（例如水與土壤養分的耗盡），人口的激增，這點在第三世界城市郊區貧民窟尤其如此，這不單單造成了種族與宗派衝突，也惡化既有的社會分歧。這隨之導致武裝衝突，打破了犯罪與戰爭（傳統與非傳統）之間的分隔界線。
然而，當我們環顧二十世紀初美國所必須處理的世界，會看到過多的無政府與準無政府狀態；這還有其他難以承認，但現在必須承認的背景因素。
正如我們所見，這是個蘇聯帝國已然消逝以及美國權力受到限制的後帝國世界，舉例而言，美國要在複雜、人口眾多、又受教派支配的伊斯蘭社會中設置權力。雖然帝國主義在許多與大多數情況下既不公正、也不客氣，但事實上在為期好長一段時間中，帝國主義在現代初期與現代時期的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與行政秩序。在現代初期與現代時期，歐洲人把地球區分成一個個既是人為又非人為的實體網絡。儘管如此，在歐洲帝國最終滅亡的一九六○年代之際，秩序並未瓦解，這部分原因是後帝國強人的出現。
因為這些新強人自視為反西方的自由鬥士，他們相信擁有道德的正當理由，得以任由他們高興來統治國家，所以他們在歐洲人過去所建立起的相同邊境之內，無情地維持著秩序。且因為這些往往（雖然並非一直都是）都是人為的邊界，切割了宗派與民族團體。這一代的強人必須藉由推論來偽造出獨特的民族與世俗的國家認同，以穩定他們的國家。這些案例有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以及其他人等。然而，這些後帝國強人一如先前的歐洲殖民者，近來都已經離開了舞台。而他們在身後留下了什麼呢？
結果是一片權力真空。
事實上這些強人，尤其是中東地區的強人，沒有建立起能夠說嘴的統治機構。反倒是他們幾十年來不過就是在管理馬哈帕拉達（moukhabarat）國家，也就是透過祕密警察和其他相關的安全組織來主宰國家。因此當鎮壓手段崩潰時，幾乎少有或根本沒有殘餘的官僚架構來提供秩序，或者甚至是一種公民社會的表象：高層的政權以及底層的延伸家庭，以及部落之間所有形式的組織長久以來都遭到消滅。因此，國家就鮮有意義，部落和宗派認同立刻協助填補了這塊空白。雖然最新的科技如社群媒體有助於強化原始的認同來推翻政權，但卻無法提供具有連貫性、組織性的官僚權力替代支柱，以促進後續的新穩定狀態。如果有人認為後帝國強人時代結束之後，會如同隨著柏林圍牆倒塌，中東歐地區迎來穩定的民主時代，這是種極端的天真想法。大中東地區的社會與中東歐地區並不相同，前者能依賴的中產階級傳統在相對上是少了許多，它們只擁有大量的傳統習俗。
美國必須對付伊斯蘭國家的興起，以及遜尼派和什葉派的伊斯蘭教聖戰活動（以及從北非到印度間其他民族所發動的聖戰活動），在帝國與後帝國的歷史中，這確實全然不是什麼新鮮事。經驗老到、常駐巴黎的評論家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不久之前過世，他曾報導了幾十年的國際政治。他觀察到激進的民粹運動的興起，在許多情況下是要求恢復一個已然消逝的黃金年代，清帝國在十九世紀中葉與末期發生兩次（太平天國與庚子拳亂），英屬印度在十九世紀有過一次（印度土兵兵變），以及英屬蘇丹在十九世紀末期也有一次（馬赫迪戰爭）。在此種脈絡之下，正如普法夫解釋得很好，像是烏干達的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與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Boko Haram）等群體，在西方的我們只會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事實上他們是救贖的千禧年運動（與他們同樣地殘忍），同時也是對現代主義和全球化雙重威脅的回應。伊斯蘭激進派在整個非洲地區猖獗盛行，尤其是代表著傳播革命對失敗社會的回應。對於失敗社會，許多非洲年輕人能找到唯一答案，就是透過媒體來傳播的普遍伊斯蘭極端主義。
因此，正當起源於歐洲帝國主義時期老朽又鈣化的政治架構，面臨部分或全面瓦解之際，在歐洲與中國間，我們現在有了一個歷經深層的技術與社會動盪的大伊斯蘭連續體。從此種無政府狀態爆發而出的是暴力且具有非凡個人魅力的宗教行動，它們向西方宣戰，尤其是針對這個現代、世俗世界中的圖騰象徵──美國。美國已經做出的回應是，藉由尋找治療和穩定這些伊斯蘭教聖戰士起源之地的方法。可是它所做的嘗試一切都已然失敗，不論是小布希總統在伊拉克全力從事的國家建設，或是歐巴馬總統在葉門進行更為細緻、外交與特殊行動的方式。因為在伊斯蘭世界中的政治與宗教動盪是史詩級的規模，且對局外人而言，那幾乎是深不可測。西方世界要在此擁有樞紐般的影響力，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如此地艱難。
確實自從鄂圖曼哈里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殞落後，在伊斯蘭信仰地區或多或少一直進行著追尋法統以及正義的途徑，而且沒有顯現消退的跡象。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然而像是突尼西亞與埃及這樣的國家，目前的國界擁有豐富的歷史基礎（大迦太基地區與尼羅河河谷），且因此有著相對強健的國家認同；而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和葉門不過就是模糊的地域說法，在帝國與後帝國時期，它們已經重回到其預設、極度碎裂的常態。（當然，像敘利亞與伊拉克等國在古代文明上也有豐富的基礎，但是它們未能在正式的國界上保持著與突尼西亞和埃及相同的程度。）在這些地區中的全部或大部分區塊，遜尼派區域性霸權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什葉派區域霸權的伊朗都在打著代理人戰爭。在超過三分之一世紀的時間中，阿富汗都處在一個戰爭中國家的狀態。黎凡特、阿拉伯半島，以及北非部分地區將很可能在下個世代處於類似的困境之中。
地緣政治（空間與權力之戰）現在發生在國家之內，也存在於國家之間。文化與宗教的差異惡化尤其嚴重，因為當群體差異性在全球化缸爐中消融時，正如最後結果所證明地那樣，傳播革命必須以更為直率和意識型態的形式，刻意重塑這些差異性。與其說這是正在進行中的文明衝突，不如說它是正在進行中的人為重塑的文明衝突。人們見證到伊斯蘭國的崛起並非代表著伊斯蘭信仰本身，而是受到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的啟發，激發出暴虐性順從和群眾歇斯底里的伊斯蘭信仰。後現代認同的重塑只會加劇地緣政治的分歧。
因此比起其他強權，尤其是有著深切經濟問題的歐洲、俄羅斯與中國，美國的權力或許是占有優勢。但是，正如中東地區鮮明地展現出來一般，優勢並不等同於掌控，甚至不會對那些計劃向美國本土發動攻擊的戰士團體所處的地理區域，有著更多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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