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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2388180
[ISBN-13碼] 9789578654471
[ISBN] 9578654472
[作者] 何清漣
[出版社] 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 2019/03/06
[裝訂/規格] 平裝 / 256頁 / 15 x 23 x 1.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目錄]
【導讀1】警惕中國的銳實力
／張錦華（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導讀2】「大外宣」：中共與西方的意識形態之戰
／程翔（香港媒體人、《天安門的反思》作者）
【前言】「大外宣」是中國推行全球戰略的文化工具
【第一章】源遠流長的中共對外宣傳史
一、中共創辦新聞媒體與外宣的草創時期：從延安到西柏坡
1、延安時期：窯洞通訊社與馬背通訊社
2、西柏坡時期：中共新聞及宣傳成型期
二、單向輸出的「外宣」與自以為是的「文革」外宣
1、一邊倒的對外意識形態宣傳（1949至1966年）
2、「文革」時期的外宣工作（1966至1977年）
三、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宣」工作
1、1978至1989年：中國外宣工作逐步成型
2、1990年代至2015年：從外宣脫困至主動進攻
四、國際社會對中國大外宣開始阻擊
1、澳洲與加拿大的反中國間諜滲透
2、美國政府重啟《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第二章】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
一、中共建政後外宣期刊的製作與發行
1、外宣期刊本土化的「旗艦」──國家外文局
2、外宣期刊的種類
3、中國政府聘請外宣「專家」的標準
二、中國大外宣「海外布局」
1、金錢開道，大外宣急劇擴張
2、重金吸引「洋人雇傭軍團」加盟大外宣
3、洋人雇傭軍團遵守的「媒體原則」：宣傳高於真相
4、對貧窮國家記者採取短期「圈養」
三、「外宣媒體本土化」戰略，各國收效不同
1、苦心經營65年的《人民中國》日文版
2、創立「中拉媒體新聞共用」的新聞導向模式
四、「感情投資」最大的非洲卻遭遇新殖民主義的批評
1、中國「紅色文化」的非洲追隨者多為獨裁者
2、1990年代以後中國在非洲的文化與經濟輸入
3、中國在非洲的外宣效果受到質疑
【第三章】世界中文媒體的政治版圖
一、中文媒體的生態變化
1、1980年代：中文媒體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2、1990年代：中文媒體逐漸向「祖國」靠攏
3、北京對海外中文媒體的紅色滲透
二、為世界中文媒體從業人員提供交流平台
1、開辦專門為海外中文媒體服務的研究中心、網站、雜誌
2、舉辦各種海外中文媒體研修班，規訓海外中文媒體從業人員
3、定期舉辦會議
三、海外中文媒體：中共對外傳播的「第三陣營」
1、海外中文媒體奉命配合政治宣傳
2、中共對外傳播的「第三陣營」
【第四章】香港回歸後媒體的喉舌化
一、港英時代：香港傳媒業的自由繁榮時期
二、九七回歸後：香港媒體漸套枷鎖
1、「九七回歸」之後香港傳媒的受控和自律
2、「愛國富商」辦媒體熱情「突然迸發」
3、《南華早報》終成大外宣一員
三、香港媒體的「喉舌化」趨勢已不可逆轉
1、香港特區政府為言論自由設限
2、「不服從者不得食」與人身安全威脅
3、港媒「喉舌化」，漸失公眾信任
【第五章】中共政府對台灣媒體的紅色滲透
一、台灣新聞自由度的升降受台海關係變化影響
二、中共勢力滲入台灣媒體的方式
1、暗渡陳倉：2008年以前中資勢力滲入台灣媒體的方式
2、中國紅色勢力大張旗鼓滲入台灣媒體
3、置入性行銷：中國政府購買新聞
4、親中媒體對公共事件的扭曲報導
三、台灣學界高度關注中國政經介入導致媒體失衡
1、台灣學者關注在地媒體的「中國因素」
2、台灣學界、新聞界對「中國因素」的反抗行動
【第六章】中國的形象焦慮症與「大外宣」效果
一、中國王牌外宣媒體《環球時報》的兩副面孔
二、是中國「沒有面孔」還是人們不願意看到真面孔？
三、各方對「大外宣」效果的質疑聲浪
四、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態決定
【結語】2018年：美國阻擊中國大外宣之始
一、美國精英對中美關係的戰略性反思
二、2018年：美國反紅色滲透的幾個重要報告
1、學術間諜的指控公開面世
2、智庫與K街遊說集團：中國的利益關連被曝光
三、彭斯副總統的演講集「屠龍派」觀點之大成
四、擁抱熊貓派長期主導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
五、《胡佛報告》讓擁抱熊貓派「體面」離場
六、失去「擁抱熊貓派」加持，意味中國失去了美國
【後記】遲到八年才面世的大外宣研究報告
【註釋】
[內容簡介] (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標題或內容簡介是否有標示, 請都以『沒有附件、沒有贈品』為參考。)
「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毛澤東
全球媒體大一統的中國夢
正快速滲透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紅色宣傳」正在剝奪你的閱聽自由？
本書研究結果，被2018《胡佛報告》所引用，促成美國對中國大反擊！
毛澤東曾經說，「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這並非危言聳聽。
2009年，中國決定投入450億元人民幣鉅資在全球推廣「大外宣計畫」，藉此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至今十年已經過去，中國的紅色滲透效果如何？民主世界最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如果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徹底佔據後，會發生怎樣的事情？當民主國家獨立運作、作為第四權的媒體，都變成中國官方關係企業以後，我們還能知道新聞背後的真相嗎？長期關注中國政治、經濟和媒體的學者何清漣提供了她的精彩分析和答案。
◎世界華文媒體已呈現粉紅色狀態
中文媒體、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一向是中共「海外統戰三寶」。按照中國政府的統計，目前全球有4500多萬華人、二萬多個僑團、5000多所中文學校、數百家中文媒體。如何控制、管理這些中文媒體，影響華人的思想，增強對中國的凝聚力，被中共視為相當重要的「海外統戰工作」。
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國的海外滲透，世界各國的中文媒體就已經開始在政治上重新定位，2009年之後尤其如此。中共支持的世界中文媒體的目的，用中共的術語說，是教育「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華人」。
中國的手法五花八門，從統一與中國相同的詞彙開始、進而是發音，甚至把許多傳統的粵語廣播與新聞都加入普通話時段。中共還專門開辦海外中文媒體研究中心、網站、雜誌；舉辦各種海外研修班，規訓海外華文媒體的從業者，讓他們變成中國的「宣傳先鋒」。而在採訪角度上，也改為對中共有利的角度來報導。全球華文媒體陷入單一新聞取向的趨勢已經迫在眉睫，許多媒體都已經淪為北京的傳聲筒，基本上是中共宣傳機器的延伸。
◎西方媒體面臨收買和打壓
非洲是中國最大利益之所在，在這個傳播媒體較為弱勢的世界，中國式的宣傳早在上世紀五、六○年代就取得話語權，是「紅色宣傳」最早、也最為成功的例子。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大量紅色文化進一步滲透，在黑色非洲大地上，中國已經等於新殖民主義的代名詞。
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採取直接收買的方式。比如據印度傳媒The Print報導，為了配合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宣傳，從2016年開始，中國外交部每年都會招待大約100個來自亞洲和非洲的記者，完成一個以10個月為期的所謂「獎學金課程」。免費住，免費旅遊，而且還可獲得每月5000元人民幣的開銷津貼，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媒體報導。
而對媒體發達的先進國家，中國則轉而採取「外宣本土化」策略。中共編列了巨大資金，或是直接建立媒體分社、或是收編或聘用外國的記者編輯、或是入股或併購外國的媒體等等，旨在各項外宣計劃要「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而對於多個國家在該一帶一路計劃下出現的「債務外交」等惡果，則是隻字不提。
然而作者認為，「傳播力不等於公信力，信息發布也不等於信息的到達、信息的到達也不等於受眾按照發布者的意圖解讀」。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歸根究底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的。其外宣內容充斥的正面形象，在中國內部各種腐敗、貧富不均、環境污染、生態災難、暴力鎮壓人民等議題下，明顯缺乏公信力。
◎香港和台灣成為紅色滲透重災區
香港媒體的內地化已經成為事實。亞視早已被戲稱為「央視第十台」，即中國中央電視台第十台，而TVB也被戲稱為「CCTVB」。在香港，登廣告這種商業活動，被中共做成了政治誘餌。而利用黑社會威脅記者人身安全時有發生。其結果是，「無國界記者」（RSF）歷年公佈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呈逐年下降趨勢：2011年在全球排名第34位，尚屬「接近自由區域」；2016年排名第69位，進入「新聞受限制區域」；2017年度下降4位，排名第73位。
中共滲入台灣媒體業，在2008年以前採用的是迂迴繞道的方式，借道海外中資入股台灣媒體。2008年以後，北京勢力滲透台灣媒體走的完全是陽光大道，無須隱身。這一現象被概括為「在台灣媒體場域」的「中國因素」。此外，本地媒體也因為中國的新聞置入帶來的金錢收益而開始「自律」，中國的負面新聞幾乎都不見。作者引用並讚同台大教授張錦華的觀點：這種台灣媒體形同被中國政府「收買」的現象，其實已經是台灣國家安全層級的問題。
◎中國的大外宣會成功嗎？
何清漣認為，「金錢外交＋大外宣」不是國家軟實力。既想受到專制國家擁戴，又想受到民主國家歡迎的「中國形象」，事實上不存在，更不可能通過「大外宣」塑造。將烏鴉塗成白色之後，最多只是在短時期內讓部分觀者產生「烏鴉是白色的」這種錯覺，久而久之，黑烏鴉還是會露出底色來的。所以中國的大外宣計畫，一開始就註定是白白耗費金錢的「面子工程」，留給後世的歷史笑柄。
中國「大外宣」的手法，終究無法長久改變各國原生的媒體生態與言論自由環境。而事實上中國已經踢到了鐵板。在澳洲、加拿大，官方已經採取反間諜滲透的行動，杜絕中國的紅色宣傳。在美國，孔子學院的教師被調查，《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啟動，都是要打擊「大外宣」對自由世界的干擾與影響。
――
作者何清漣是中國罕見的既有外部視野、又有內部經驗的經濟學者，她曾經出版《中國：潰而不崩》分析中國未來十年的政治走向。她更是少數研究中國媒體的學者，曾出版《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分析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而美國2018年底的《胡佛報告》，也引用《紅色滲透》的研究成果，該報告用22頁介紹中共對美國境內中文媒體的控制，及反西方意識形態的運作（見《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部分），從而促使美國開始反擊。
何清漣
媒體人及政治、經濟學學者。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著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中國：潰而不崩》等書。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
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
張錦華（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程翔（香港媒體人、《天安門的反思》作者）
──專文推薦
前 言
〈「大外宣」是中國推行全球戰略的文化工具〉
自從中國2009年決定投入450億元人民幣鉅資在全球推廣「大外宣計畫」，藉此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以來，有關中國大外宣的新聞不斷出現。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有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北美總分社進駐紐約時報廣場，與路透社（Reuters）、《紐約時報》、新聞集團等世界著名新聞機構為鄰，中國《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在紐約曼哈頓區帝國大廈三十層租用辦公場所等。如果說這些消息還只是讓媒體同行吃驚，那麼當中國投入鉅資在號稱「世界廣告業的入口處」──時報廣場租下一塊高約19米、寬約12米的巨型戶外液晶螢幕，在那裡日夜播放北京精心製作的《中國國家形象片》後，西方社會不得不開始關注這種豪闊投入的目的是什麼。但西方社會並不知道，中國的所謂「外宣」並不始於現在，中共當年作為在野政治勢力之時，就已經行之有效地開始了「外宣」公關，而為其「外宣」主動效力的就是西方諸多左派記者；西方社會也不瞭解，中共建政後經過七十多年磨礪，其「外宣」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整套方略。在西方的中國觀察者聽到北京將投入450億推進「大外宣」計畫之時，遍布全球的華文媒體大多已歸附北京旗下，非洲更是結出「大外宣」的碩果。這種由中國政府投入大量金錢，由中國國家媒體、香港、台灣或其他地區的華人資本出面打造的媒體集團，形成了一種「恩庇侍從」結構，這種結構支配下的媒體，就是中共宣傳機構的延伸，而非自由媒體。此前，中國政府對海外媒體的紅色滲透基本不張揚，之所以會在2009年突然高調宣稱，是出於兩個原因：一是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在全球範圍內遇到主張西藏獨立的支持者的抗議，讓北京深感「爭奪話語權」的重要。二是中國的GDP總量終於在2009年高達5.11兆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此有了底氣，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推行其大外宣「宏圖偉業」，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肆無忌憚地進行紅色滲透。這些醒目的攻勢終於讓美國媒體業感到「中國人來了」。在西方世界堪稱翹楚的美國傳播媒體業對中國的來勢洶洶多少有點無奈，因為近十年以來，傳統媒體業進入嚴冬，不得不開展併購整合，但這種併購整合的失敗率據說「比離婚率還高」。中國正是看準了這一時機，以較低的資產價格大肆收購。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盡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地標搶占一席之地，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報廣場）這一標誌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畫的一部分。」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確實曾有一段昏睡時期──典型例子是2009年歐巴馬剛進白宮，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勞勃．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就向歐巴馬提出，要將構建或G2（兩國集團）作為中國和美國之間一個非正式特殊關係，以此作為中美關係的中心。所謂G2，就是讓中美兩國共同承擔世界領導者的責任。但美國的媒體工作者對中國這些密集的外宣攻勢還是能夠感受到其咄咄逼人之勢。他們當然知道中國政府揮灑金雨形成外宣攻勢，是為了在世界範圍內搶奪話語權，因為中國官方對此有相當直白的表述，「世界上話語權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資訊被西方媒體壟斷」，也知道中國的大外宣是為中國的公共外交服務的，瞭解中國的公共外交主要是文化公關，其目標是五點：「對外宣傳中國的主張，建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反駁海外對中國的歪曲報導，改善中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對外國的政策決定施加影響。」西方媒體當然也觀察到，新華社已經在近幾年迅速擴張，派駐全球各國記者的人數很快將超過6000人，其雇員規模將超過美聯社（AP）、法新社（AFP）、路透社等世界老牌的通訊社。一位頭腦清醒的西方記者看到這些變化，看到昔日的同行一個個為了優渥的薪資待遇而加入中國大外宣隊伍，不無遺憾地總結：「在過去十年（指從2009年開始的大外宣），中國推出一種更為精巧、更為主動的策略，日益轉為以國際觀眾為對象。中國正在嘗試以大把大把的金錢來改變全球資訊環境，由撥款購買包含置入性行銷的評論，到贊助宣揚正面資訊的新聞報導等，不一而足。在中國境內，媒體受到的控制日益嚴密；在海外，北京則尋求利用新聞自由的弱點來推進自己的利益。」但西方社會並不知道，中國的所謂「大外宣」並不始於現在，中共當年作為在野政治勢力之時，就已經行之有效地開始了「外宣」公關，而為其「外宣」主動效力的就是西方諸多左派記者；西方社會也不瞭解，中共建政後經過七十多年磨礪，其「大外宣」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整套方略。西方的中國觀察者在聽說北京將投入450億人民幣推進「大外宣」計畫之時，遍布全球的華文媒體大多已歸附北京旗下，並已經在非洲收穫了「大外宣」的碩果。本書將從回溯中國大外宣的歷史入手，分析中國自本世紀初以來形成的外宣媒體本土化（即在地化）策略，以及在此策略推動下的海外「大外宣」布局。本書將幫助人們瞭解到北京在推廣其價值觀上如何不遺餘力。與北京有關的資本，正在全球購入不少媒體，美國一家百年老報《洛杉磯時報》，亦被一家親北京的華人財團收購。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在1787年寫道：「如果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本書展示的是與美國先賢傑弗遜所言完全相反的景象：中國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建立了一個由政府資本控制的大外宣網路──一個由多種語文媒體組成的紅色媒體家族，這個龐大紅色媒體家族存在的目的只有一個：為極權中國的全球戰略服務。
（本文取自「前言」）
第三章「世界中文媒體的政治版圖」
中文媒體的生態變化
中國官方認為，中文媒體對海外華人能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經濟上崛起之後，通過金錢統戰並創辦中文媒體，就構成中國「大外宣」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文媒體、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也就成為中共「海外統戰三寶」。本章主要以美國中文媒體為研究對象。理由如下：第一，在西方國家中，歐洲的中文報紙無論從質還是從量上，均遜於美國；第二，美國在中國外交中居於第一位置，因而也是中國「大外宣」攻略的主要目標。1、1980年代：中文媒體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以美國為例，自1950年代至1960年代放寬移民限制之後，大批港、台移民來此定居，許多港、台留學生也改變身分成為移民。與早期華人移民相比，這批移民大多擁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學歷，成功地躋身於美國中產階級行列。隨著華人移民數量的增多、聚居區域的形成，以及移民文化層次的提高，為中文報紙的興起提供了社會條件。一批以港台移民為發行對象的報刊率先創辦，香港《星島日報》在美國印刷、發行，台灣聯合報系則在美國創辦《世界日報》。從語言與歷史傳承看，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中華民族」，但自20世紀中期以後，兩岸三地在社會制度、文化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決定了兩岸三地的居民在政治理念、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決定了三地移民的價值取向與閱讀偏好不同。中文媒體要想生存，必須適應這種口味不同的偏好，瞄準讀者定位。也因此，市場本來就不大的中文媒體還被切割成為港、台、大陸讀者三個不同的媒體區塊。從中文媒體的資金來源分析，最開始有居美華僑自營及港台報業財團投資等各種形態。以美國為例，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文媒體大致為三種資金來源，大陸、港、台；1990年代中期以後，大陸資金漸成主流，連台資背景的《世界日報》，也不得不依賴有大陸背景的廣告資助。◎第一類是有大陸背景的中文報紙這類報紙的資金來源分兩種情況，一是中國政府或新聞媒體在美國投資經營的。這種類型包括《僑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投資）、《新民晚報》（母報是上海《新民晚報》）等；二是大陸新移民創辦的報紙。這類報紙據說在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至90年代以後，這類報紙的數量不斷躍升。據統計，目前美國中文報紙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加拿大約有30多家中文報紙，其中的70％為大陸新移民所辦；澳洲的20多家中文報刊，其中絕大部分由大陸新移民所辦；日本現有中文報刊30餘種，其中80％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與原有的「港台化」中文報紙不同的是，這些報紙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頗為大陸化：報紙的外觀設計大部分為橫排、右行文，一些報紙使用簡體字。在行文風格、話語方式亦與大陸趨同，比如大量引用新華社、中新社的電訊稿或中國國內報紙、網站上的資訊，大量報導與中國有關的新聞。這種特色是以前的中文報紙所不曾見的。統計數字顯示，從1990年到2017年，在美國各大移民族群中，來自中國的移民數量由此前的第四位躍升到了第二位。二十七年間，總計超過240萬移民來自中國。據聯邦人口普查局發布美國亞太裔人口統計數字，截止2017年，美國亞裔人口2141.92萬，其中華人以508.17萬人居首。在美國的華裔移民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占據多數。據統計，美國華裔移民每5個人當中，有3人來自中國。這種移民人口結構，決定具有中國背景的媒體漸成中文媒體的主流。◎第二類是港台新聞媒體投資的比如《星島日報》（香港）、《世界日報》（台灣《聯合報》投資）、《自由時報》（2000年起改為授權代理）。因以上部分非本文主要關注的範圍，故不多加詳述。上述第一類及第二類報紙由於資本投入大，據業者分析，這些報紙在前五年開拓市場時基本處於虧損狀態。初期資金充裕時，在全美南加州、北加州、美南、美中、美東等五個市場區域均能見到。經營狀態不佳時，則收縮市場。近年來因網路的衝擊，上述三家港台報紙經營規模日漸縮小。只有《僑報》背後有中國政府資金，無需自負盈虧，至今在美國東西部大、中城市華人聚居區的超市還可見到免費派送的《僑報》。◎第三類是美國華人自行經營的報紙這類報紙在21世紀初期還可在一些華人經營的超市見到。以後隨著網路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日益增大，這些小本經營的報紙慢慢消失，即使存在也是慘澹經營。媒體的風格往往由受眾塑造，這種情況顯然使得中文媒體很難走向規模化經營並提升文化品味。一些媒體業者對此觀察得比較清楚：「華人群體的大部分，對中文傳媒的需求還是比較簡單的、淺層的。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基本上還是在生活資訊、經濟資訊和周邊所發生的事情的領域裡，而高品味的、深度的中文文化還只是一個較小群體的需求。」由於資金來源不同，媒體的受眾存在政治區隔，整個1980年代，中文媒體的黨爭、政爭現象都相當突出。不過這種局面與90年代以後的媒體價值一元化相比，更符合自由媒體原則。2、1990年代：中文媒體逐漸向「祖國」靠攏
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日益重要，各國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增多，香港回歸日久、台灣島內政治生態亦發生重大改變，中文傳媒港、台、大陸三足鼎立並因政治觀點歧異而發生爭執的情況到1990年代已有很大改變。金錢讓它們消弭了爭端，成了服務於同一「恩主」的「侍從」。這一時期，中共政府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並形成「一國兩制」的構想，在全球60多個國家成立了100多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以消解「台獨」影響為主要目標。在政治環境與讀者群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之後，眾多中文媒體為了生存，逐漸向「祖國大陸」靠攏，漸以刊登中國大陸的新聞與各種消息為主，價值取向發生極大變化。但是，這種靠攏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文媒體的生存，因為華人當中，有一大批人不讀中文。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間來自大陸的華人，其中大多數人通過接受教育，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工作，早已融入網路世代，很少訂閱中文報紙。早期的港澳華人移民的子女（即第二代華裔），他們成長於美國的環境中，絕大多數對中文和中華文化很陌生，缺乏親近和歸屬感。中文媒體的生存越來越困難。中文媒體相關人士承認：「今天在美國的中文傳媒，能夠做到盈利的，是很幸運的少數幾家。因為中文傳媒的規模和影響有限，欠缺媒體的主要經濟來源──廣告和投資，顯然就會困難。」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府與海外中文媒體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供求關係，經濟實力日益雄厚的中國政府需要在海外對華僑統戰，並願意為統戰工作支付大量金錢；而中文媒體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資金困難的問題。基於這種互相需要的「供求關係」，中國政府與海外中文媒體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形式也日益多元化。一些聰明的中文媒體從業者預測：「在全球一片中國熱中，美國中文媒體豈能置身事外，如何積極扮演好中國媒體與企業進軍美國市場的橋樑與合作夥伴角色，恐怕是未來美國中文媒體發展的關鍵與機會。」《英中商報》首席執行官楊騰波毫不隱諱地說：「從某種程度上說，海外中文媒體的發展，也是中國全球影響力發展的一個重要體現。」這段話等於承認海外中文媒體就是中共延伸至海外的喉舌。為了在眾多中文媒體中引起中國當局關注，相關負責人競相表達忠誠：「要發揮輿論工具的導向功能」，「大力宣傳和努力推動反獨促統（反對台灣獨立，促進大陸統一台灣）是我們海外中文媒體的光榮使命和歷史責任」。海外中文媒體為何願意向「祖國母親」靠攏？日本一位中文媒體從業人員參加第三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回到日本後寫了一篇〈在冷靜與熱情之間〉，談了他本人對出席論壇的感受。談到中國主辦方的熱情時，作者寫道：「海外人士在異國他鄉學會了低頭，學會了忍耐，乍一下回歸故園享受嘉賓待遇，還真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開會之外，武漢市政府精心安排了參觀活動，湖北省博物館裡的編鐘表演，武漢雜技團的絕活，天下第一樓黃鶴樓，武漢市管理得最好、讓溫家寶總理感動得落淚的社區，我們都一一觀賞或體驗了。」與武漢同樣熱情的，還有會議代表們兵分三路的參觀之地，如廣東、江西、山西等地。這種接待的效果顯而易見，與會者均「為海外中文傳媒這一世界傳媒中的『弱勢群體』，在中文的故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歡欣鼓舞」，感動到開始想自己「能為這片廣袤的故土做些什麼？」。接下來，他對另一位參加會議的華人媒體作者文揚所持的「招安」說法不以為然，認為「與其說是『被招安』，倒不如說是海外傳媒主動『靠攏組織』。已有事實證明，有『大陸背景』的海外中文傳媒聲勢更壯大，腰杆挺得更直些」，「我承認，主辦方對海外中文媒體有所期待，誰能說這種期待對海外辛苦經營的傳媒業者來說不是一個方向呢？這次論壇的主題很精練、很及時，……給正徬徨著的海外中文傳媒提了個醒，報導中國是我們永遠的主題，是生命力所在；以自己的方式報導『中國熱』，是最緊迫的課題。在海外為中國說話，維護中國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的確，能夠讓五湖四海的同行手牽手，在世界範圍形成『中文網』，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希臘雅典為基地的中文報紙《中希時報》那奇特的生存狀態，也許是說明海外中文媒體生存的一個樣本。這份周報創辦於2005年，每周出版一次。在該報的網站上有著這份報紙的「簡介」與「本報大事記」。有趣的是，該報對自身做為媒體的特質介紹很簡略，相當篇幅用來炫耀該報與中國政府及中國官方媒體的關係，比如「簡介」裡說：「2006年起，本報陸續與中新社、新華社、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人民日報海外版等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同時在國務院僑辦、中宣部等國家機構註冊。」對於該報及其負責人與從業人員的專業水準隻字未提，最榮耀的事情是「2008年3月，和國內外眾多媒體一同見證了奧運聖火在希臘奧林匹亞古遺址點燃的神聖瞬間，並作出了大量的文字及圖片報導。本報社長吳海龍先生也榮幸地成為全世界海外華僑華人第一火炬手」。該報創辦六年來，所經歷的大事一大半是該報全程陪同中國政府高官來訪以及該報被邀請參加了中國政府舉辦的某項活動，如「2006年5月，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訪問希臘，本報隨團全程採訪報導」；「2008年9月，參加由國務院僑辦文教宣傳司和中國新聞社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班」；「2008年9月，參加由國務院僑辦文教宣傳司和中國新聞社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班」；「2008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希臘，本報記者隨代表團全程採訪報導，本報也有幸得到了代表團成員的指點和好評」。如果不是該報網站上有時出現「本報」及「採訪」等字樣，這個網站的內容很像中國的基層政府機構對自己的介紹，這類介紹的重點就是列舉自己受到上級政府機構重視的各種「業績」。這些中文媒體的負責人有不少是當年千方百計從大陸移民至海外者，為什麼現在卻表現出這種與他們移民初衷完全相反的態度？關鍵還是生存壓力，在中文媒體當中，認為「有大陸背景的中文媒體腰杆粗壯」已經成為共識，許多中文媒體將自己有大陸背景引以為重要的社會資本，並以此獲得中國駐外領館的信任與支援。一些老中文媒體因為在背景上無法與後來的新辦媒體競爭，對此頗有怨言。美國休士頓一家中文媒體的總編與社長就曾抱怨過這種競相爭寵帶來的過度「競爭」：「由於新的媒體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有時甚至打著『獲得了某某權威機構、權威人士支持』的旗號，很容易成為僑社的新寵，所以原有媒體便擔心僑社和廣大僑胞可能會『喜新厭舊』，一定會更加積極地參與僑社活動，努力地為僑社服務，爭取在僑社和僑胞之中不會失寵。」這兩位負責人還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國內某些方面的不恰當支持造成了混亂。海外某些中文媒體在資金不足、創辦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通常會尋求國內有關方面的支持。國內有關方面，尤其是某些領導部門，如果給予了個別媒體以財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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