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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2150629
[ISBN-13碼] 9789869205023
[ISBN] 986920502X
[作者] 范瑋麗
[出版社] 蔚藍文化
[出版日期] 2015.10
[內容簡介] (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標題或內容簡介是否有標示, 請都以『沒有附件、沒有贈品』為參考。)
為什麼《紅樓夢》的英譯本在台灣會被撕掉版權頁，刪除譯者名字？
為什麼一對在翻譯學界擁有巨大成就的異國夫妻，在中國會遭受到無情的迫害？
一個是才華洋溢的牛津才子，
一個是為愛生死相隨的英倫情人，
一個兩岸讀者都會感到震撼的故事。
以深厚的學養在中英兩種文化之中優遊自得
以生命深沉地見證了時代的苦難和喜樂
1935年，在一艘繞行於地中海的郵輪上，一位會算命的埃及導遊盧克曼對楊憲益說：「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楊憲益怦然而笑。
「你倆尚未相遇，」盧克曼面不改色，繼續用他誦經般的聲音唱誦道，「但是相遇就在不久的將來，探險、獵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在你們的前方等待……」
果然，二十歲的楊後來在牛津大學莫頓學院遇見了Gladys（戴乃迭），從此展開了兩人高潮迭起的精采人生。Gladys為了愛，不顧母親勸阻，跟隨楊憲益來到動盪的中國。他倆是倚天劍與屠龍刀，二人刀劍合體攜手在翻譯事業上交出了令人驚嘆的傲人成績。紅樓夢、資治通鑑、楚辭、儒林外史......一本本經典英譯相繼出版，幅度之廣，品質之佳，在國際間獲得了高度的評價。
但這樣一對神仙伴侶卻也被捲入時代悲劇的巨輪中，文革期間，因著莫須有的罪名，兩人先後被捕，繫獄四年，受到了種種荒謬的折磨，兒子楊燁也在這一波政治風暴中身心受到重創，最後自殺身亡，成了楊憲益心中永遠的痛。
曾經，在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時，Gladys對未來充滿信心，滿以為一種安定美好的生活指日可待。「楊憲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為自己建一個書房；我的夢想還有點遙遠，我想擁有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花園裡有我們的孩子們在玩耍。」這麼平凡的一個願望，卻是她一生都未能實現的夢。
晚年的楊憲益以無比寬容的胸襟，沉痛卻平靜地面對他一路走來的記憶，包括他摯愛的妻子、兒子以及許許多多身邊傑出的友人，「舉世盡從愁裡老，此生合在醉中休」老人終歸以睿智理解了整個時代，寧靜豁達，無怨無悔。
楊憲益是翻譯家，一生以深厚的學養在中英兩種文化之中優遊自得，而做為一個歷經苦難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則是在哀樂兩種境域之間，以生命深沉地見證了時代的苦難和喜樂。本書作者范瑋麗在先生晚年有緣親近採訪，紀錄整理了大師豐富的一生，為時代保留了一個巨大的身影。
★關於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
生於天津，祖籍安徽盱眙（今屬江蘇省淮安市），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
出身名門，高祖父楊殿邦曾任清朝漕運總督，父親楊毓璋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是家中獨子，十二三歲時入讀教會學校新學書院，1934年畢業後，跟隨英國教員C.H.B. 朗曼經美國到倫敦求學。
1935年報考牛津大學墨頓學院，成績合格但被推辭錄取，轉至歐洲短期遊歷。
1936年秋入讀牛津，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曾擔任中國學會主席。
1940年回國任重慶大學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貴州貴陽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華大學教授，1943年後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
自1953年起，任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迭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及《離騷》、《資治通鑑》、《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經典作品。60年代初，楊戴兩人開始翻譯《紅樓夢》，最終於1974年完成並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深獲好評，被譽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之一。
文革期間，楊戴二人曾遭批鬥，身陷囹圄達四年。
1982年，發起並主持「熊貓叢書」系列，旨在彌補西方對中國文學了解的空白，這套叢書有《詩經》、《聊齋志異》、《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等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也收錄了《芙蓉鎮》、《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從文、孫犁、新鳳霞、王蒙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重新打開中國文學對外溝通窗口。
198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譴責中共當局血腥鎮壓，隨後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1993年，獲香港大學頒發名譽博士學位。2009年11月23日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逝世，享年95歲。
★本書特色
＊本書特別收錄簡體中文版未能編印的〈一九八九〉一章。
★媒體報導
紐約時報中文網專文推介（范瑋麗〈我與楊憲益先生交往二三事〉）
「戴乃迭內在必定有獨特的鼓聲。在最為不堪的境況中，她堅持了風範與教養。而這種知識份子的風骨，楊憲益亦有。這是兩夫妻共有的鼓聲。」――中國時報開卷版讀書大展袁瓊瓊專文
「楊憲益可以說是最後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家。」――南方人物周刊
「從牛津到北京，從先秦文學到現當代文學，從編譯館到外文出版社，這對伉儷合譯的中英文名著不下百餘種，在中外文學史上極為罕見，堪稱翻
譯工作者典範。」――新華網
「楊憲益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人民日報
★名人推薦
賴慈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專文推薦）
李根芳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
李奭學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博文 / 專欄作家
蔡登山 / 兩岸著名文史作家﹍﹍同聲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范瑋麗
楊憲益先生最後三年生活的親歷者。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當過紅小兵，入過共青團；下過鄉，留過洋；當過老師，辦過公司；現為自由撰稿人，旅居美國。有中、英文書評、散文、雜文，散見於中國、美國及英國報刊。著有〈納博科夫的啓示〉、〈我的七七級〉、〈蘇利文和他的收藏〉等。
【推薦序】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多年前，我還是碩班研究生的時候，有一次輪到報告紅樓夢的英譯。我從圖書館借了一套三冊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奇怪的是每一冊的版權頁都被撕掉了，根本不知道譯者是誰。上課時，我先聲明我不知道譯者是誰，因為有某個沒公德心的讀者把版權頁撕掉了。沒想到我的老師康士林教授（Professor Nicolas Koss）很淡定的說，「是我撕的。」我們全都大吃一驚，讀書人居然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可置信。但康老師解釋說，書是戒嚴時期他帶進台灣的，不把版權頁撕掉的話，有被海關沒收的風險。然後他告訴我們譯者是楊憲益和他太太Gladys Yang（戴乃迭）。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楊憲益這個名字。
那是一九九○年代初期，解嚴未久，那時也沒有Google，我們對大陸的譯者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們四個研究生隨康老師到北京參訪，北外、譯協、外文局出版社等單位都去了，走馬看花。一天下午，康老師忽然說，帶妳們去見個老朋友。我們就這樣去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家。建築灰沉沉的，他們小小的家分成兩個單位，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室，中間還隔著公用走廊，想來十分不便。但楊先生還直說，很好住了，看了真是有點不忍。
戴乃迭那時已經不識人事，坐在邊上似醒非醒，沒有說話。楊先生卻是一派老紳士模樣，跟康老師開了一瓶洋酒，邊喝邊聊。我們稱讚翻譯紅樓夢工程浩大，楊先生卻揮揮手，說賈寶玉是個sissy，不合他的胃口。我們在北京買了不少字典，於是稱讚大陸工具書比台灣齊全得多，楊先生又哼了一聲，說中國沒別的長處，就是人多。我們實在太生嫩了，不知楊先生是客氣話還是真心話，只好乖乖閉嘴聽他們老朋友敘舊。
後來讀了博士班，楊戴合譯的作品成了我的研究材料之一，漸漸知道這有一面之緣的老先生老太太，竟然是名滿天下的多產譯者。但總還是有許多難解之處。看了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補上了一些原來不明白的地方。為什麼康士林教授在戒嚴期間帶他們的紅樓夢譯本進台灣，要把版權頁撕掉？雖說依照戒嚴法規定，「匪酋、匪幹之作品或譯著及匪偽出版品一律查禁」，但其實執法時鬆時緊，像傅東華、王力等人，在戒嚴期間就悄悄以本名在台發行著譯作品了。或許傅東華、王力既然被打成右派，就沒那麼犯禁；楊憲益這種在大陸官方機構做事，專門幫熊貓出版社出書的，風險的確高一些吧。畢竟戒嚴期間，提到郭沫若時還要加給匪字，寫成「郭匪沫若」。又為什麼我們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去看楊憲益夫婦時，他們住得那麼寒酸，並不像我們以為的「國寶級待遇」？因為那是在六四之後，楊憲益已經跟共產黨翻臉了。
開始教書以後，有一次面試一位申請入學的美國學生。他本來在美國唸的是古典語言學系，學的是希臘文和拉丁文，後來看了一本紅樓夢英譯本，大受感動，因此跑來台灣學中文。我當然就問了是哪一個譯本，本來以為大概是企鵝文庫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譯本，想不到他說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楊憲益夫婦譯本，和霍克思、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到底那一個譯本好，研究者眾，論文也出了不少篇，甚至有人做成語料庫來比較。一般說來，楊氏譯本忠實、霍閔譯本流暢靈活大概是共識。但我無意在此比較譯本得失，一來中文母語者畢竟不是他們的目標讀者，譯本原是給英文讀者看的；再者我從初中開始看紅樓，在看譯本之前，中文原作已經看了多次，裡面的詩詞也能背幾首，因此我不是很好的裁判者。但那位美國學生因為楊氏譯本而學習中文，最後中文程度足以看紅樓夢的原著，也在台灣讀完翻譯碩士，開始翻譯台灣的小說，的確可以證明楊氏譯本的價值。
但看這本《他翻譯了整個中國》時，心酸的是譯者竟然沒有選擇要不要譯，要怎麼譯。上級叫他們翻譯甚麼，他們就得翻譯，中間還入獄多年，出來繼續翻譯，譯稿還得經過政治審查，還有一堆難以討好的紅學專家等著挑毛病。在這樣肅殺的氛圍下，譯者哪裡還能奢談甚麼翻譯策略，只求不出錯就謝天謝地了罷。難怪楊氏不少譯本都帶有一點公務員的匠氣，也算是譯者的無言抗議吧。
文革期間入獄的譯者，當然不只楊氏夫婦。譯者必懂外文，懷璧其罪，永遠洗不清間諜、叛國的嫌疑，因此文革中受害的譯者極多。近年來爬梳台灣翻譯史，發現台灣在戒嚴期間，出版社曾大批盜用大陸譯者的作品，大陸譯者被台灣出版商塗改姓名、易名或匿名出版的，多達三百多人；而拜網路之賜，現在要查到對岸譯者的資訊已經不是難事。整理這批譯者資料的時候，更是心驚。只要看到過世年代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就知道大概又是死於文革；沒死於文革的，多半也都吃過苦頭、蹲過監獄、勞改下放。楊戴二位從事中譯英，英文讀者多於中文讀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又是犯禁的名字，台灣學界沒有什麼人提過。因此台灣知道他們兩位的甚少。但英譯中的譯者，台灣讀者可能熟悉一些，說不定也讀過一些他們的譯作。
像是〈漫漫回家路〉一章，提到一開始舉薦楊憲益回國任教的吳宓（1894-1978）和沈從文（1902-1988）。吳宓是哈佛回來的西洋文學專家，台灣1968年海燕出版的《福祿特爾小說集》（今譯伏爾泰），沒有署名，其實是他的學生陳汝衡翻譯的，譯筆極佳；吳宓本人則寫了一篇〈福祿特爾評傳〉，也收錄在海燕版裡面，只是當然也沒有署名。吳宓在文革中被下放牛棚，終日批鬥，還被推倒斷腿，動輒不給飯吃。苟延殘喘，晚景悽涼。沈從文大名鼎鼎，文革中也被批鬥甚慘，七十多歲還被下放洗女廁、種菜養鴨，苦不堪言。〈俞黔奔波〉中提及的梁宗岱（1903-1983）與台灣更有淵源，他的妻子沈櫻（1907-1988）攜子女來台灣後，成為知名的譯者，梁宗岱翻譯的《蒙田散文選》也在台灣被盜印至少五次。留法的梁宗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多次被毆打折辱。〈東下，北上〉提到的劉尊棋（1911-1993），也有一部譯作以假名在台灣流傳：志文出版社的《撒克遜劫後英雄傳》，其實就是劉尊棋翻譯的《艾凡赫》。劉尊棋因為待過美新處，反右年間下獄，文革又下獄，妻離子散。〈鋃鐺入獄〉一章中還提到名翻譯家傅雷，他譯的作品在戒嚴期間至少有八本在台灣盜版流傳，包括《高老頭》、《貝多芬傳》、《約翰・克里斯朵夫》、《托爾斯泰傳》等；又因其子鋼琴家傅聰藉出國機會出走，台灣皆解讀為「投奔自由」，大肆宣傳，因此傅雷的知名度在台灣頗高。他在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更是令人不捨。
反觀與楊憲益生命中同樣有過交會的另一批人，如梁實秋、羅家倫、杭立武，則因為選擇來到台灣，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這實在是當時始料未及的事情。
文學翻譯必有譯者，而譯者是活生生的人，必有其歷史背景、機運、喜好、包袱、感情與局限。因此談翻譯不能不談譯者。遺憾的是，因為政治的扭曲，我們過去有很多不能提的譯者。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一輩譯者，命運之多舛實難想像：如果一九四九年留在大陸，就會遇到文革，而且譯作往往被台灣盜用數十年，也無人正名；如果來台，固然可以逃過文革，但也可能一輩子還鄉無望。今天看到這樣一本譯者的故事，多少彌補了一點遺憾。也希望未來能看到更多譯者的故事，對一代生命被糟蹋的譯者前輩致敬。
推薦序 被糟蹋的一代譯者（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賴慈芸教授）
自序 難忘小金絲第一章 浪漫預言
經過了一座座的金字塔，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埃及導遊對楊憲益下了預言：「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第二章 漫漫回家路
中日戰爭之際，楊憲益的家鄉天津已被日本人佔領；原本豐厚的家業，因著揮霍無度及投資失誤，加上通貨膨脹，家道迅速敗落了。楊憲益完成在牛津的學業後，婉拒哈佛大學的邀請，毅然決然帶著Gladys返回中國，「我對回國的決定從未有過一點遲疑，即使中日戰爭已經完全打亂了我的計畫。」第三章 「一腳踏回中世紀」
初至落後的中國西南內陸，Gladys經受了種種磨難—起疹子、拉肚子、換瘧疾，不一而足。如此原始的居住環境是她做夢都想像不到的，但她坦言，「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取經，而是因為我對楊憲益的愛，因為我兒時對北京的美好記憶，和我對中國古老文化的敬仰。」第四章 渝黔奔波
1940的戰亂年代，物資匱乏、顛沛流離，竟是楊憲益在中國最美好的日子。他與Gladys有了孩子，還結識了許多文人朋友，經常相聚，飲酒作詩。同時，他們夫妻被梁實秋聘為國立編譯館的高級研究員，一起翻譯了《資治通鑑》、《老殘遊記》、許多中國的古典詩詞、一些英譯中作品等。楊憲益聲稱那是他最「多產」的時期。第五章 東下，北上
局勢持續動盪，好不容易抗日戰爭結束，楊憲益一家隨著國立編譯館的遷移，搬至南京。沒多久，國共較量進入最後關頭，許多國民黨官員紛紛逃離南京，楊憲益選擇留下來，未曾想到這一決定便注定了他們後半生的命運。第六章 紅色風暴
文革開始了，Gladys在給母親信中寫：「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外文局工作的楊憲益遭到批判，聲討他的大字報，數以萬計，貼滿了外文社大院的每座樓。他先被稱為「反動修正主義份子」，後來又變成「反革命份子」。走過戰亂的他，那麼多年從沒感到恐懼，但「那個紅八月是令人恐怖的……連我也害怕了。」第七章 鋃鐺入獄
1968年，某個普通的夜半，楊憲益與Gladys先後遭到逮捕，兩人同被懷疑是英國間諜，而這一關，就是四年。不過兩人在獄裡的境遇迥異，楊憲益與獄友們相處愉快，教他們學歌誦詩，Gladys則是被單獨囚禁，只有幾本閱讀材料可讀。聽說她用舊牙刷把囚室的牆刷得一塵不染。楊憲益還說，她出獄後有一年多的時間常常自言自語。第八章 「拘留」結束了
莫名其妙入獄，兩人在1972年3月莫名其妙出獄了。楊憲益一回家，馬上就是去看望母親，Gladys卻發現自己的母親賽琳娜已離世。她在獄中的那幾年，母親與姊姊想盡辦法要解救她，在一封給周恩來總理的請願書中，有近兩萬名英國人的簽名。第九章 「我不是紅學家」
入獄前，楊憲益與Gladys利用業餘的時間著手進行《紅樓夢》的翻譯。沒想到，幾千頁的譯稿沒遭到文革的破壞，神奇地被保存下來了，不過此時Gladys對於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已經沒有什麼熱情了」。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兩人翻譯的英文版《紅樓夢》第一卷於1978年出版，而且聲名大噪，接連不斷地接受採訪。原本默默無聞的他們深受困擾，尤其是楊憲益，對於自己被稱做「紅學家」厭煩至極。第十章 紛至沓來的「烏紗帽」
在《中國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年後，楊憲益晉升為主編，此頭銜幫他恢復名譽，平反昭雪，但也帶來無休止的會議。他們結識許多中西方的作家文人，家裡經常高朋滿座，觥籌交錯，楊家還獲得「楊氏沙龍」的美稱。但他們也付出了極高的代價，Gladys常在給朋友的信裡寫：「我們完全沒有了自己的時間，也沒有時間閱讀。」如此輝煌的日子維持了十年之久。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Gladys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Gladys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痛失愛子之後，Gladys開始酗酒。第十二章 一九八九
六四發生，楊憲益透過BBC廣播電台採訪，嚴正譴責政府的「法西斯」行徑，說出了所有人不敢說的話。其後白色恐怖與清查活動隨之而來，不少人開始失蹤—不管是被捕、被殺、或藏匿。楊憲益是時代的倖存者，但曾經對黨一腔熱血的他，最後也理想幻滅了。他說：「直到後來，我看到黨實在是腐爛的不像樣子，就失望了。對共產黨最失望的就是向老百姓開槍。算是到頭了」。第十三章「我想回家」
晚年的楊憲益先後三次與癌症交鋒，2009年他因淋巴癌住進了北京煤炭總醫院。他做了放射性子粒子植入微創手術後，頸部的腫瘤雖然迅速縮小，卻也漸漸失去了聲音。「我要回家」是他留下的最後聲音，這恰好也是Gladys當年失憶後常說的一句話。她曾夢想住在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裡，他們的孩子在花園裡玩耍；如此普通的夢想，卻是她一生都無法實現的夢想。第十四章 哭憲益筆記
8點多趕到醫院，爬上五樓，走進病房，管子、儀器都撤了。冬日的陽光從東向的窗戶裡射進病房……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先生走得平靜安詳，走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附錄一、最後的詩（楊憲益周年祭發言•倫敦•2010年11月20日）
附錄二、牛津植樹（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為楊憲益、戴乃迭植樹紀念文章•北京•2012年5月12日）後記
參考書目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戴乃迭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戴乃迭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 痛失愛子之後，戴乃迭開始酗酒。
二○○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傲寒待放。
我每週一次叩訪小金絲轉眼已經一年有餘。每個週三上午，我進門後右顧，便會看見坐在絳紅色沙發上的楊憲益先生，從正在閱讀的報刊後抬起頭，笑瞇瞇地望著我。銀絲般的白髮把老人慈祥的笑臉襯托得無比燦爛，我心裡感動著，也向老人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把自製的八寶粥交給護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無籽葡萄和女兒烤的香蕉瑪芬或巧克力蛋糕擺在老人身邊的茶几上。落座後，小薛必定給我遞上一杯紅茶。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著錄音筆、捧著筆記本，同楊憲益先生一問一答地對話。雖然是隨意聊，但我會注意盡量不提楊燁。我知道那是老人內心的痛，我不忍觸及。
我問，您這一生有什麼讓您後悔的事嗎？我自作聰明，滿以為當年謝絕哈佛大學的邀請，錯過一個會改變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運的機會是一件值得後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戴乃迭一個耳光。
我愕然。
老人輕輕舉起左手（右手在二○○三年中風後不再聽使喚），輕輕一掃：「就這樣，我打了戴乃迭一個耳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戴乃迭。因為她不停地喝酒……」
我無語。
望著老人噙著淚花的雙眼，我觸摸到的豈止是後悔。
故事始於一個善意的預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鄭重宣布，她愛上了一個中國同學，準備畢業後同他一起回中國，在那裡結婚安家。母親又驚又恐，極力反對。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親，深諳兩國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也目睹了許多跨國婚姻的失敗。她的第一反應自然是要扼殺女兒的跨國之戀於蓓蕾。
「如果你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母親耐心勸導著剛滿二十歲的女兒，「你們的婚姻維持不了四年，」母親斷言，「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母親以過來人的姿態預示這段異國姻緣的將來。母親認為女兒少不更事，女兒則認為母親觀念陳舊，無法理解他們的愛情。母女倆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戴乃迭暗自下定決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齡；屆時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九四○年初始，剛剛步入二十一歲的戴乃迭獨自做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她同中國男友楊憲益訂婚了。
他們後來的婚姻遠遠超出了母親預言的四年。事實上，他們的異國姻緣持續了整整一生，儘管他們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預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種種障礙與困境。
一九四○年的夏天，歐洲戰火紛飛，中國也備受日軍鐵蹄蹂躪。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從英國的南安普敦出發，乘俄羅斯女皇號郵輪，取道加拿大回國。
她帶著兒時對北京童話般的記憶和重歸故里的興奮，他懷著一顆對戰亂中的祖國的憂慮和赤子之心，雙雙情篤意深，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在柏溪和貴陽，他們雖然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但雲集在大後方的文人學者，思想自由，談古論今，撰文吟詩，針砭時事。活躍的思想與自由的精神彌補了物質的匱乏與戰亂的流離。
一九四二年八月，楊憲益、戴乃迭離開英國整整兩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燁。
楊燁對於自己的出身無可奈何
雖然生於動亂與困頓的戰爭年代，楊燁卻成長得聰明伶俐、陽光可愛，恰如其名。因為喜歡教父邁珂．蘇立文寄來的美國玩具，「他強烈地嚮往美國，對任何美國的東西都有一股超乎尋常的崇拜，」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裡如此描寫楊燁，「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個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裡的餅乾、糖果偷出去送給小朋友。」楊燁那時只有三歲，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又要開始，生活的困頓與戰爭的動亂仍在繼續。
三年後，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中把楊燁描繪成一個「小書蟲」，吃飯都不肯放下手中的書，「極不善於交際」。六歲的小楊燁已經熟讀了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兒童文學。一天，他聽到媽媽給三歲的妹妹講小紅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聽出媽媽講的跟自己書裡讀的不一樣。「媽媽錯了，不是那樣的。」他打斷媽媽，指出媽媽的錯誤。
楊燁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媽媽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媽媽不要來接我，」他有時會這樣央求媽媽，「我不想讓小朋友們都來看媽媽。」但有時他也會眨著大眼睛，不無驕傲地對媽媽說：「媽媽真漂亮！」
這個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兒是隨著新中國一起長大的。
一九五二年，楊憲益、戴乃迭應邀加入了外文局，十歲的楊燁跟隨父母從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長相異樣，媽媽又是外國人，但他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學校裡，他表現出色，學習優異，很快戴上了紅領巾，又戴上了兩條槓。在五十六中和後來的五中，他當上了班長，加入了共青團，儘管他入團的時間要比別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現，他本應一滿十五歲就被吸收入團的。但他沒有怨言，認為自己的母親是英國人，團組織對自己的考驗長一些是應該的。
真正的考驗是在一九六一年。
學業優異、躊躇滿志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二志願是清華大學數學系。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更是無可挑剔，還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他堅持不懈地腿上綁著沙袋訓練長跑，不僅訓練體力，更為了鍛鍊毅力。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楊燁想像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礙。
六月的北京燥熱，楊燁的心情卻像北京周邊的櫻桃園裡晶瑩剔透的果實一樣期待著豐收。放榜的日子到了，楊燁既沒有收到北大，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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