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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2347172
[代售商品編號] 104414500149
[ISBN-13碼] 9789869751391
[ISBN] 9869751393
[作者] 趙常青
[出版社] 渠成文化
[出版日期] 2020/06/02
[內容簡介] (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標題或內容簡介是否有標示, 請都以『沒有附件、沒有贈品』為參考。)
趙長青是中國民主自由的和平實踐者。懷抱滿腹的社會責任，忠於對自由改革的崇高理想，決心在中國極權統治的體制內衝撞，一生為理想奮鬥。在漢中監獄和渭南監獄服刑的數年生活中，記有十七、八萬字的獄內日記，赤誠揭露獄中生活的點點滴滴，闡述個人的理想豪情，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壯志，身處獄中逆境依然頂天立地，懷抱對自由中國的理想情操，邀請您一同來見證。
趙常青
一九八九年中國六四運動爆發了血腥的鎮壓，除了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仍有一小撮人留在中國，肩負起歷史使命，在黑暗的政治高壓下繼續前進，尋求公義，為爭取自由光明而奮鬥。而趙常青就是這群「八九一代」的先鋒中傑出的一位。
一個一九六九年出生於陝西山陽縣板岩鎮紅藤村的農家之子，二十歲因六四學運入獄半年，一九九七年與二〇〇二年兩度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接連在漢中監獄及渭南監獄入獄服刑了三年與五年。
二〇〇四年，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頒發了「自由精神獎」給身在獄中的趙常青。沒有顯赫的的家庭身世；沒有耀眼的光環學歷；沒有金錢財富；卻有無比的勇氣，勤懇踏實的將青春一點一滴消耗在牢獄之中，為實踐自由理想。趙常青在獄中留下十七、八萬字的日記，不畏極權摧殘，字字赤誠真切，記載勞動中受迫害的人權生活縮影，以不屈不撓的勇氣，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展現以卵擊石的萬丈豪情。
推薦序
我們沒有放棄——趙常青書序（王丹）
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當年的青年學生提出「反腐敗，要民主」的主張，獲得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但是，以鄧小平，李鵬為代表的中共內部的保守勢力，不願失去獨裁的權力，不願讓中國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悍然出兵 ，血腥鎮壓了民主運動。作為當年那場運動的參與者之一，我經常那個被問到一個問題：八九民運的意義是什麼？對於中國的影響是什麼？這當然是一個需要長篇大論來回答的複雜的問題 ，但我要特別指出其中一個意義和影響，那就是「八九一代」的誕生。
廣義來說，當年還在大學就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學生，幾乎都經歷了八九民運，他們就是「八九一代」的主體。八九一代完全可以成為一個集體概念，因為這一代人有著共同的美好回憶和共同的歷史記憶。所謂「美好回憶」，指的就是啟蒙運動之下，八十年代中國呈現出的活躍的社會和政治氣氛，八九一代都從中獲益匪淺並且吸收了大量的精神和知識養份；所謂「歷史記憶」，就是對八九民運的參與的記憶，包括激情澎湃的部分 ，也包括血腥結局的痛苦與悲憤。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八九一代」的群體特點：理想主義，激情，對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對於極權的痛恨。
八九民運雖然被鎮壓了，但「八九一代」由此成型，歷史將證明，這去黑暗中成型的一代人，也是很有可能為將來的中國帶來光明的一代人。三十年過去了，「八九一代」中有很多人改變了想法和生活軌跡，很多人不再提起當年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八九一代」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把記憶埋在心中，他們沒有忘記，也沒有放棄，他們只是等待時機。這一代人的存在，就是中國的希望。這就是八九民運的意義之一，也是八九民運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的影響之一。
在「八九一代」中，還有那麼一小部分人，堪稱是「八九一代」的先鋒。他們經歷了鎮壓之後就仍然決定在政治高壓下繼續前進。他們總覺地肩負起為死難的同學和人民尋求公正的歷史使命，他們決心繼續投入民主運動，為爭取一個光明的中國而奮鬥。為此，他們不惜付出一切代價。這批人，是「八九一代」的精銳部隊，也是付出待機最大最多的一部分，但是，歷史同樣也會證明，他們的努力不會白費，他們的堅持和奮鬥為未來的中國奠定了廢墟中重建的基礎。
趙常青，就是 這批人中的傑出代表。
我無意詳細介紹趙常青，我相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本書中得出自己的印象。我只是建議那些想了解中國的人，尤其是那些願意想像未來中國發展的人，應當看看這本書。理由很簡單：「八九一代」必將改變中國，而趙常青，就是這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了解他，你是部分地了解中國；認識他，就是部分地認識未來中國的可能性。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以海外「八九一代」為主體的一些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和政治工作者，聯合成立了中國反對派的第一個智庫「對話中國」。在「對話中國」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為中國保留一部分歷史記憶。為此，我們計畫編輯叢書，收集我們對於中國的發展的看法和記憶。二〇一九年六月，我們的智庫叢書出版了第一本書，另一位「八九一代」的成員王超華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而本書，就是叢書的第二本。我們的工作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我們將持續出版類似的著作。這樣的努力，也希望得到外界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作為「對話中國」的所長，要代表智庫全體同仁，感謝作者的辛勤寫作，要感謝美國「Summer Star（夏季星辰）歷史研究基金」以及很多朋友對智庫和智庫叢書的支持。
王丹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序言 王丹
導言 趙常青
第一部分 漢中監獄日記
致若蘭的第一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二封書信
三十年人生散記
致若蘭的第三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四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五封書信
致若蘭的第六封書信
也許我現在還不會寫下﹁信仰」的承諾
關於﹁開學」的思考
有關柏楊被捕後太太離婚的思考
面對台海危機的思考
對若蘭的思念和糾結……
二中隊最苦、最髒、最累的活
向臺灣地震災區捐款
在愛情問題上求助上帝
幹部認為我捐款給臺灣地震災區是﹁不合適的」
致若蘭的詩歌體書信（第七封書信）
我和金大中先生獄中生活的比較
李敖參選臺灣總統的聯想
對歌星崔健、張也、彭麗媛等人的態度
致若蘭的第八封書信
管事犯談打人的事情
卅年人生感懷
致若蘭的第九封書信
我和杜監獄長的一次衝突和感想
澳門回歸日關於臺灣問題的思考
醒來吧，詩人！
無題
千禧年元旦對祖國的祝福
囚中吟
我那可憐的孩子
一位神秘老人的留言
妹妹來信的思考
﹁王部長所需經費從何而來？」
觀看電影《國歌》後的隨想……
觀朱鎔基答記者問有關臺灣問題的思考
陳水扁當選總統後的感想……
辭職的李登輝與賴在臺上的李鵬
清明節思母小詩
林肯及林肯意義上的人生
林肯在葛提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說
管事犯對一些服刑人員的毆打
管事犯為什麼能夠打人？
讀林肯、曼德拉有感
﹁唯如此，我才相信那偉大的上帝不會責怪我」
幹部對我也有關心
我想說……
——就管事犯的刁難致中隊幹部的一封信
關於陳光榮先生及其冤案的思考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在漢中監獄的花費清單
我在漢中監獄的寫作
漢中監獄的最後一篇日記
第二部分 渭南監獄日記
從崔家溝監獄轉到渭南監獄
曾經關押劉青、許建雄等良心人士的地方
感謝兄妹對我多次牢獄生活的關心
詩一首：著囚服有感
拒絕背誦《監規紀律》等
﹁值得竊喜的事情呀」
在渭南監獄致若蘭的最後一封信
向幹部正式提出﹁半工半讀」申請
指導員對我﹁半工半讀」申請書的反應
變了相的﹁半工半讀」
管事犯對我﹁約法三章」
友人的關心
關於若蘭的幾次夢境
弄虛作假的入監課堂教育
﹁世界人權日」有關｢人權」的思考
薩達姆被捕了！
與法輪功監護人員打架
記許良英先生
下隊感想
明確向幹部表示：﹁不使用報告詞」
拒絕全天勞動
我的第一次禁閉室生活
我的思想自白
——致中隊幹部的一封信
對幹部的﹁非暴力」啟蒙
妹妹的一封來信
獲獎後的感想……
因看望範寶琳第二次被關禁閉！
消極怠工，每週上交一個草墊
寫給獄政科的大學生活簡介
自我受洗成為基督徒！
悲悼紫陽先生
關於讀書與寫作關係的思考
二〇〇五年春天的閱讀記錄
從收音機裡收到的一次有關王丹的採訪
為﹁六四」死難者祈禱
二〇〇五年度大事回顧
神聖的祈禱！神聖的祈禱！
邵XX 的三封來信摘錄
第四次禁閉及其激動人心的收穫！
﹁劉指導和監獄長都是值得表揚的……」
小外甥女的兩封來信
老表們對我的關心
幾本好書讀後感
我被列為﹁頑危犯」
獄內相思——月照青梅
我被﹁放羊」了
我初步學會了兩種樂器
豔夢與豔詞
癡呆之餘覓小詩
幫某幹部寫了一篇小論文
邵兄一封感人至深的來信（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一八日）
苦難與慚愧
有關﹁夢遺」的獄內記錄
古體詞一首：念奴嬌•整頓乾坤
我的半截心思
合適嗎？我的愛！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悼林牧先生詩詞兩首：《烏夜啼》、《北風歌》
劉賓雁先生去世了！
我的旗幟和奮鬥
我的奮鬥
值得注意的連台﹁好戲」
竟然將《春閨秘史》看了兩遍！！
婉拒﹁洋娃娃」
來自美國的明信片
二〇〇六年小結
感恩與祈禱！
努力吧，永不放棄！
母校開始免費了！
關於﹁官肥」問題的思考
｢你會成為秦始皇那樣劃時代的歷史性人物」
最隆重的讚美！
面對﹁六•四」的思考——兼談中國民主化道路
﹁出獄後應該去北京奮鬥」
黃菊死了
再夢女神
主啊，為這新一代的中國青年賜福！
在渭南監獄的花費
在奮鬥的歷程上！
三十年人生散記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分監區李指導員讓我寫一份個人簡歷，於是我寫了這份《三十年人生散記》上交，因留有底稿，現將原文照錄如下）
中秋八月裡，囚衣身上穿；
或雲我犯罪，丹心照藍天。
——題記
我的家鄉坐落在秦巴山區裡一個非常偏僻和落後的村子裡。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晨我出生于山陽縣北溝鄉紅藤村一個名叫「紅藤凹」的地方。在我童年時，家庭發生了系列變故，但由於母親的努力，一九七六年春我還是在本村小學上學了。在小學讀書時我是別的孩子經常欺辱的對象，但因為我學習好，品德好，老師（潘昌亮先生）很喜歡我，讓我當學習幹事、少先隊副大隊長，上小學三年級時我便能讀報紙了。大概是窮人孩子早熟，在家裡我也很懂事，打豬草、尋野菜、拾乾柴、挖藥燒炭基本是我放學後必須做的事情。
母親對於我們兄妹的家教很嚴，絕不姑息我們在生活中所犯的過失，總是有錯必糾。這樣一九八一年秋天我以全公社（那時還不叫鄉）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北溝公社初級中學。北溝初中距離我村有二十五裡路，因此必須住學，每週末徒步回家一次。因此從十二歲開始，我便背著被子開始了自己的求學歷程。上初中時還談不上有什麼理想的，只是根據大人們的說法多學點文化，防止長大後算帳時被別人混了。儘管心態如此，但我在學習上始終處於班上的前幾名，尤其是我的作文幾乎成了語文老師（楊來明先生）作文講評時必讀的範文。加之自己也總是當班幹部，因此差不多每個學期期末我總能得一張或幾張獎狀回家。因為領獎狀的同學總是少數幾個人，因此每次領獎時總有一種榮耀感。
一九八二年一一月我申請加入了共青團，但到一九八三年上級決定我所就讀的北溝中學合併到距離家鄉四十裡外的板岩中學去，而臨鄉的長溝中學距離我們村只有二十裡路，於是在同本村的其他幾個同學商議後我們決定轉學至長溝中學，並集體決定繼續上初二（這使我初中讀了四年）。在長溝中學讀書的兩年我依然是班裡的「尖子生」，獎狀、獎品、班幹部、三好學生評選都少不了我的。上初三時，校長舒守穩先生給我們代政治課（《法律常識》），他經常勉勵我們要好好學習，說「恒心架起通天路，毅力築起凱旋門」，這給我影響很大，但當時我對考學並沒有多少強烈的要求，認為那是非常遙遠的夢想而已。只是希望初中畢業後回家鄉當村長，帶領鄉親勞動致富，因為家鄉的貧窮給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但一九八五年中考時，我竟然考上了中專。家裡人當然非常高興，因為我能吃「商品糧」了。但後來到縣裡進行體檢時卻出了差錯，談起那次體檢非常好笑，我各方面都通過了，但在嗅覺檢測時卻出了差錯，當時檢驗員在桌子上放了一瓶水、一瓶酒精、一瓶醋，我把水、酒精都說對了，但聞醋時我只是覺得酸，可由於我們家鄉偏遠落後，吃的是自家泡制的酸菜，幾乎沒人買醋、味精之類的東西，所以自己的腦子裡平時就沒有「醋」這個概念，這樣在聞到醋時就根本說不出來是什麼東西，結果檢驗員在嗅覺欄給我填寫了一個「迷鈍」或「遲鈍」，大概因為這兩個字中專最終未能上成，而把我錄取到縣中去了。
在家人的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背著被子，翻越五十多裡山路來到縣城。對於縣城我並不陌生，上小學和初中時每逢寒假我總要與夥伴們在冰天雪地裡背上二三十斤木炭去縣城賣，但這一次我不是去賣炭，而是到全縣最好的學校去上學的，這在我們家鄉尚無先例，當看到校園黑板報上寫著「歡迎你，未來的大學生」時，我的心裡確有一種自豪感。
開學之初看到高八五級同學考取大學的名單時，我的心靈有些震顫，在人生歷程上我第一次為自己確立了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中國人民大學，是的，我想考取人民大學。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去西安打工，在雁塔書店我買了一本《阿道夫•希特勒的興亡》，應該說這本書對我產生了影響，這個影響不是希特勒的納粹暴政，也不是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學說，而是青年希特勒的好學精神。流亡維也納（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三年）時期的希特勒在常常面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可以一連好幾個小時蜷縮在某個角落讀書——讀德意志的神話和歷史，他豐富的歷史知識為他後來的事業（當然是反動的事業）提供了必要的學識前提和精神動力。聯想到毛澤東對歷史和哲學的偏好，於是我也決定學好歷史。在八六年十月的日記裡我特別提醒自己要弄痛弄懂世界各國變革的歷史，為將來中國社會的變革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基於這種想法，基於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在文理分科時，我選擇了文科，並經常就一些社會問題和同學們發生辯論。一九八七年（高二）春我的一篇關於社會問題的作文被高三的語文老師（馮新發）拿去高三某班評讀，引起許多同學的共鳴（作者注：一九八七年寒假期間我曾走訪了一些因逃避計劃生育而被鄉村幹部扒房、砸東西、抬傢俱、拉牲畜的人家，他們都很生氣，覺得這不像共產黨人幹的事——「比國民黨還壞」。我也很生氣，便以此為題材寫了一篇類似于報告文學的作文在開學後交了上去。奇怪的是語文老師沒敢給我寫批語，卻在班級宣讀了，並引起許多農村學生的共鳴。而高三文科班的語文老師馮新發還把我的這篇作文拿去在他的班上做了宣讀，老師和同學都在私下裡說我的作文講了實話。我現在還記得原作文裡有這樣一句話，我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怎麼可以像國民黨土匪那樣扒房、抬傢俱、拉豬牽羊呢？如果馬克思的在天之靈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話，他老人家也會流淚、也會生氣的！」這篇作文可以說是我對現存社會「優越性」的第一次懷疑和批評，但這種懷疑和批評還沒有上升到體制和制度層面，而只是針對個別社會現象做的批評，由於時間和精力的有限，由於資訊的封閉和匱乏，同時由於學習上的壓力，我還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多麼深刻的思考。有趣的是，二〇一〇年十月八號我因在北京參與組織集會活動被行政拘留後又被警方接回老家山陽縣一家賓館軟禁了兩個多月。在軟禁期間一位曾經是高中同班同學的柳姓副局長邀請了部分在縣城工作的同學以及當年的班主任與我一起敘舊，酒酣耳熱之際，另一位也在公安局工作並且是主管國保工作的趙姓副局長當著大家的面說：「我記得你在高中時候就是個反動分子？」我笑著問：「什麼情況，我怎麼就記不得自己當年是個反動分子了？」他說：「你還記得吧？上高二時有一次你在作文裡利用計劃生育問題談到對黨和社會制度的不滿。」……我真佩服這位老同學有那麼好的記憶力）。
當然在學習上我是很用功的，高二年級的四次大型考試，我一次第三，三次獲文科學生第一，高中畢業考試預選第一。
這裡我想提的是我非常感謝自己的母親，從我上初中開始，幾乎每週回家（到縣中讀書後是每月回家一次）母親都要問我考試了沒有、考得怎麼樣？說「人往高，水往低」，不斷教育我「要爭氣」、「要成器！」（既就是工作後母親仍然這樣教育我、勉勵我），由於母親的教育勸勉，也由於自己的勤奮刻苦，一九八八年高考時我取得了全縣文科第二名的好成績（比第一名差四分），其中數學考取一百一十七分，只差三分就是滿分（滿分為一百二十分）。
但一九八八年可以說是我受到打擊非常嚴重的一年，高考填報志願時，按照自己的願望和感覺，也按照校教導主任李基山的意見，我第一志願填報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
但八八年人大錄取競爭非常激烈，因此雖然我的總成績名列全縣第二，但還是未被人民大學錄取，最後竟把我調配到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去了（而考取第一的同學竟被調配到寶雞師範學院去了，這位同學沒去上，複讀一年，第二年考取武漢一所學校了），而陝西師範大學我根本沒填報，我一心想去北京讀書，因此，當我接到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時，我氣得睡了整整兩天。但由於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去高三補習二年再考很困難，同時由於我是我們家鄉建國四十年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我的被錄取受到了父老鄉親太多和太令人感動的祝賀，看到家鄉的落後，想到父老鄉親們的祝福和熱望，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於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再次背起被子毅然踏上了去省城西安求學的道路。
進入大學後我們首先去寶雞隴縣接受了一個半月的軍事訓練。在軍訓期間我曾與連指導員黃和平廣泛而深刻地談論過一些現實問題（如價值觀、教育危機、道德滑坡及官場腐敗等），由於自己努力認真，軍訓結束時，獲得一次連嘉獎。同年十月底回到西安後便開始了比較正規的大學生活。在第一學期有兩件事需要提一下，第一件事是系上為我們開設的古希臘羅馬歷史對我觸動很大，古羅馬的法制尤其是古雅典從梭倫經比希特拉圖、克裡斯提尼到伯裡克利時期的民主政治給我的觸動非常大，我覺得當時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在某些方面連古雅典的民主政治時期也不如，因此產生了國家應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萌芽。第二件事是自從上高二（八六年九月）開始我就開始注意觀察一些社會問題，而八七、八八年存在的教育問題、農業問題、物價問題、社會秩序問題及官倒腐敗問題都引起了我的注意。於是八八年底至八九年初我寫了一篇題為《危機！危機！！危機！！！》的論文，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農業、意識形態等方面論述了中國社會潛在的危機問題——按照自己的想法（當時的日記記錄）原準備在八九年二、三月份將此文修改後寄給趙紫陽或鄧小平的，但在我還未能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在文章裡的預感就演變成了學潮的現實。而八九年春之所以未完成這個工作是因為開學後我沉浸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學習研討中去了。通過對五四前後的歷史學習使我對五四精神的靈魂——民主、科學的意義有了更深層次的把握，並著筆寫下《西化與現代化》的論文（注：該文是校刊《大學春秋》「五四精神與現代化」的應徵文），全文一萬二千餘字，編輯部的評語為：「本論文體系龐大，前後貫通，但篇幅過長，可做畢業論文入選」，而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非常坦率地說，那一段時間的讀書常常讀得我心潮澎湃、熱血激蕩，甚至讀得我淚流滿面、激動難支。五四青年——包括青年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胡適、張國燾、傅斯年、許德珩等人的社會責任意識深深地激發了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當時的日記裡我充分表述了自己對現存各種社會危機的擔憂以及對解決危機出路的思考（如組織宣傳團、演講團到民眾中去宣傳以引起國民的重視等），湊巧的是八九年四月中旬大規模的學潮便爆發了。很自然我覺得是該自己充分為國家、為社會盡責任的時候了。於是我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學潮中去了，和其他同學自發地組織了陝西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並擔任自治會宣傳部長，撰寫了《五四宣言》、《告師大老師書》等文章，組織了十幾個演講團、宣傳團，並親手製作了陝西師範大學五四大遊行的第一面大旗，上書「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八個大字。到五月二十日淩晨北京宣佈戒嚴後，我又組織並帶領了一支聲援團前往北京聲援，並參加了「外高聯」（外地高校赴京學生自治聯合會），結果在六四慘案後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審查，從六月初到九月下旬在秦城監獄關押了將近四個月。那一年我二十歲。
二十歲的一九八九年對於我的人生來說可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一， 中國共產黨當權的保守派在學潮中的兇惡表現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第二， 從實踐的角度使我認識到了民主法治的重要性；
第三， 從此時開始我決定為祖國的民主化事業奮鬥終生！
八九年九月底出獄後我又回到了西安的校園，我決定在學業上深下一番功夫，在主修歷史的同時我開始系統地攻讀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結果，在西方哲學史上普羅泰格拉（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他提出了「認識你自己」的思想）、柏拉圖（「哲學王」思想）、康得（「人是目的」的思想）、尼采（超人哲學）、早年馬克思（人道主義與異化思想）等人的影響非常大。至於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十七十八世紀英法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人對我的影響就更不用說了。
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講，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胡適、毛澤東等人的某些思想都曾讓我受益不淺。從政治歷史的角度講，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如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甘地、曼德拉、戈巴契夫、康有為、孫中山等人都為我所深深地敬仰，我相信在這些思想巨人和行動巨人的啟迪感召下，在追求中國民主化事業的道路上我也會邁出深深的足跡。
在進行刻苦學習的同時，我還擔負著班幹部的工作，大三、大四兩年我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應該說我的大學生活還是比較成功和充實的，但也有幾個非常大的遺憾：第一個遺憾便是我想主辦一份刊物或主持一個學術團體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九〇年春我曾企圖在西北大學、西北政法學院和我校之間組建一個學術團體，我將署名「未名社」的徵稿啟事都張貼出去了，結果該啟示被校方派人撕毀，並馬上在全校發出通告，嚴禁自發性團體的組建，系領導還找我談了話，此事只好作罷。九一年嘗試組建「哲學同學會」，並向有關方面遞了申請，結果申請書從校方轉到系上，系上又轉給輔導員，輔導員一口予以回絕了事——那真是令人非常悲哀的事！
第二個遺憾是我想去燕園讀書的願望也未能實現。五四精神及八九學運使我對北大產生了一種神往，我決心去北大深造，於是九二年我投考了北京大學英美哲學專業研究生，結果因英語相差四分而落選。
大學生活的第三個遺憾是在從八九六四後到九二南巡講話前的兩年半時間裡，校園文化可以說完全放棄了八十年代中後期討論啟蒙的傳統，呈現出非常陰暗沉悶的格調，對於我們這些希望瞭解世界、放眼未來的學生來說，那真是不幸到極點了。但無論如何，我覺得自己的大學生活未曾虛度，我感到自己的學習很扎實，眼界非常開闊，理論思維也得到了良好訓練，尤其是當時正處於蘇聯東歐發生偉大變革的時期，幾乎每天都有令人振奮的消息從報紙、電視或收音機中傳來，我常常為蘇聯東歐人民的變革事業而歡呼，又常常為自己祖國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現狀而感到沮喪、歎息和悲哀，從而也加深了自己為祖國改革事業而奮鬥的信心和決心。
九二年七月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八一三廠工作。九二年七月到九三年元月在車間勞動半年，九三年二月被分配到廠子弟學校從事高中部政治課教學工作。應該說我認真和負責任的工作態度得到了學校領導的充分肯定，九四年三月我開始擔任學校教工團支部書記工作，九六年十月又被委任為學校政史地教研組組長，九七年下學期我同時肩負起高一、高二、高三三個年級的政治教學工作直到我被漢中市國家安全局逮捕前。
工作後，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仍然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召開十四大，我在上午從電視上看了政治報告中要求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後，下午就給身在山東的大學女友發了一封電報表達了自己的喜悅之情。但九十年代的官僚腐敗、農民負擔等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這種狀況再次激發了我的社會責任感，我覺得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解決這些社會弊端。但當時自己還想考研，我想在學業上進行更高層次的深造之後再具體的考慮變革的問題。於是九五年我投考了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專業的研究生。非常高興，我的成績非常好，當時該專業計畫招生六名，其中北大自身推薦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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